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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祠堂”祭祀的复兴

发稿时间:2014-12-18 16:01:00 来源: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中国青年网

  当代中国,随着家族的解体与社会的转型,祖先祭祀已经日渐式微,甚至在许多地方完全消失。但是,在社会结构的变迁中,传统的各种因素一方面走向灭亡,一方面走向重建。近十年来,在东南沿海宗族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祠堂的重修与公共祭祀的重现,成为一种非常典型的文化现象。而社会环境的变化,使祠堂的功能与祭祀的形式,在“不古不今”中彰显其意义。

  祠堂的重建及其身份的“现代化”

  潮阳地处广东省东南滨海之地,属潮汕地区,为中国著名侨乡。潮阳自晋代设县,历有变化,然自古属潮州府,至1993年撤县设市,2003年撤市,分为潮阳区与潮南区,隶属汕头市。自宋代宰相陈尧佐作《送王生及第归潮阳》诗有“海滨邹鲁是潮阳”句,潮阳便有“海滨邹鲁”之称,也是在宋代以后,理学大兴,文化重心南移,潮阳文物之盛,渐侪中原,明代方志,多有明言。

  在现在的潮阳中心城区,古有三个较大的祠堂,分别是萧氏“四序堂”、郑氏“孔安堂”和姚氏大宗祠。1949年之后,这三座祠堂与本地几乎所有的乡村祠堂一样,被停止祭祀,拆毁神龛,重修厅堂,改造成为中小学校舍。而改革开放以来,潮阳城市化的发展,使这三座祠堂的故址,都已经隐没在居民区与商业区之中,原来围绕着祠堂居住的族人,也早已分散到城市的四面八方,大量族人甚至已经移居其他城市,传统聚族而居、以祠堂为一族之中心的局面已经彻底解体了。

  可以说,1949年之后的前三十年有“破四旧”与“文革”,后三十年有城市化,传统社会已经几近完全瓦解,聚族而居的社会格局完全消失,随之而来的是家族的崩溃与个体的原子化。本来,像祠堂这样的家族文化载体,理论上已经毫无重建的可能。但是,进入21世纪以后,东南沿海家族文化基础较为深厚的地区,沉寂五十多年的家族活动却再次出现。十余年来,潮阳地区多处城乡祠堂再次“重光”,恢复祭祀。在潮阳地区的乡村,许多同姓家族村不但重建祠堂,恢复祭祀,而且有专门的“老人组”管理祠堂,决定村庄一年的游神、拜神诸种事物。在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村庄,“老人组”甚至承担了募捐、修路造桥,乃至乡村保安的角色。而在潮阳城区,萧氏“四序堂”、郑氏“孔安堂”和姚氏大宗祠三座祠堂,相继被收回族人手中,重新开展祭祖活动。

  传统祠堂成立的社会基础是聚族而居,而这一社会基础瓦解后,祠堂的重建,必然要经过性质的重新定位和功能的部分转化。但无论如何,祠堂的核心功能,在于祭祀祖先,重建家族共同体。而祠堂的重建最主要的意义,正在于结合现代生活的实际情况,探索一条重新开展祭祀活动、重新凝聚族人的道路。

  祭祀:从“宗子法”到“家族制”

  要认识现代祠堂祭祀的意义,必须将之放在宗族制与祠堂发展史中进行考察。事实上,古代祠堂祭祀呈现出一种从贵族,向士大夫,再向庶人下移的倾向,而相应的制度建构,也经历了从贵族宗子法,向士大夫宗子法,再到家族制的发展过程。“宗族”一词,经典屡见,古今之义不同。

  可以说,现代城市祠堂中的祭礼,是以一部分市民的共同祖先为中心,从分散为原子式小家庭的社会中,重新复活“族”的观念,使一个人不但知道他现实生活中的家庭,而且通过祭祀祖先,理解他的生命来源,同时理解他的家族。而且,祠堂中的始祖、先祖,正是这个城市历史上著名的先贤,认识这些先贤,便是认识这个城市的历史。因此,城市祠堂的重建和祭祀活动的进行,虽然并没有复原古代的祭礼——事实上古代的祭礼也是一个因时损益、沿革变化的过程,也没有复原宗族制度的宗子法,但是,却成功地在城市生活中复活了“家族”意识。

  潮汕地区向为边远之地,中原礼失,而远地反有残存。潮汕庶民之家的祭祀,普遍有家祭和墓祭两种方式。家祭,是每年“时年八节”(即一年之中的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中元、中秋、冬至、除夕),三代以内的祖先忌日,普通百姓都会在家中祭祀先祖,以香炉代替神主,用熟食、半金半银的纸钱。墓祭,是每年清明节,到本村集体所有墓地拜祭自己的祖先。

  但是,在城市生活中,家祭和墓祭都遭遇到非常严重的挑战。就墓祭而言,殡葬改革的推广,使一些地方已经没有足够的墓葬空间,可以预料,在城市生活中真正的墓祭会越来越难以实行。而家祭同样很难按照传统的方式进行。在过去三十年间,潮汕地区城市生活中的人们一直顽强地坚持家祭的习俗,例如潮汕的城市住宅小区,普遍建有专门用于化纸钱的炉子,而到外地工作生活的潮汕人,也常常在家乡买好香烛纸钱,到迁居的城市去,继续祭拜祖先。

  现代社会中的祭祀

  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祖先祭祀能否继续,该如何继续,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对普通百姓而言,祭祀活动直接决定了人与自己祖先关系的理解,以及人对死后世界的想象。祭祖仪式的不断重复,使人不断确认自身生命与死去的先祖的关系,这就是“报本反始”。而祭祀活动也使人认识到自己死后的“存在”方式,与祭祀相关的是祭拜者对死后世界的认识与想象。前者因祖先而看待自己,后者因死而看待生,这两方面,对塑造一个人对自己生命的认识,至关重要。正因如此,圣贤制礼,特重于祭。

  但是,祭祀之礼所需的条件,使祭礼可行于古而难行于今。社会环境的迁变,使祭祀活动几乎失去了所有空间。如果统计目前祭祀的可能形式,大体有几种:

  一是墓祭。但是自从殡葬改革之后,墓葬逐渐消失,实行了千余年的墓祭,在不过百年的时间中,已经快彻底消失了。特别是随着大多数城市的扩张,已经没有墓祭的空间。

  二是庙祭。在东南沿海地区,近十年来的祠堂重建,使庙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但是庙祭只局限于始迁祖与先祖。而且,许多古代没有聚族而居的地区,本来就没有祠堂,因此,庙祭不可能普及。

  三是家祭。所谓“庶人祭于寝”,在目前的一些地方,例如潮汕地区,还能实行,而在城市生活中,家祭也不可能普遍化。

  四是寄神主于寺庙。在广州、潮汕等地区,不少寺庙专门开辟房间,以供当地人寄放先祖神主,寺庙代为诵经祈福。但是,这种做法本无关于祭礼,而且也只是一种权宜之计。

  传统社会生活冠、昏、丧、祭四礼,祭礼最重,关系社会道德最深,而一旦消失,恢复也最难。十余年来,潮阳地区的祠堂重建,为祭祀活动“现代化”的最佳例子,尤其是庶民入庙,更体现了民间的创造性。这些祠堂的祖先祭祀,可以说是“礼在古今之间”,既得古之礼意,也可行于今之现实。如果说,今天的古典学问的任务,是要在历史与现实的基础之上,为未来创造一种生活方式,那么,如何在城市生活中重建祭礼,便是迫切而严峻的问题。

责任编辑:赵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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