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珠峰顶上有瓶可乐曾被拍卖到2.5万元。”这是汝志刚“听过，但没人能证实的传说”。

　　这则传说得以流传，因其几乎具备外界对珠峰的想象——发生地特殊、富人游戏、生活里再平凡不过的物件“登顶”后都能镀一层金，以及，在海拔最高的地方什么都可能发生。

　　但今年春季登山季，环球旅行探险家汝志刚用视频记录下的珠峰南侧希拉里台阶排队登顶的状况，还是让“山下的人”吃了一惊“登珠峰也会堵车？”人们突然意识到，拥有珠峰梦且付诸行动的人正在增多，未能准备就绪侥幸“躺赢”的人也在增多——黑色的5月过去，今年攀登季珠峰死亡人数为11人，一个没受天灾影响的数据在珠峰攀登史上排名第四，仅次于1996年山难、2014年雪崩、2015年大地震。

　　拥堵的南坡

　　“拥堵”的现实将矛头指向了尼泊尔政府，外界指责其颁发了太多登山许可证、管理不善。

　　“根据相关探险公司和政府联络官提交的报告，死因包括高海拔、不利的天气、偏短的窗口期、登山者体质弱、突然昏迷。”6月中旬，尼泊尔旅游局发表声明表示，“拥堵”并非是2019年春季登山季珠峰南坡多人死亡的主要原因。

　　据新华社报道，尼泊尔文化、旅游和民航部秘书（常务副部长）莫汗表示，为解决拥堵、保护登山者安全，政府考虑在接近峰顶的地方安装更多攀登绳索，改善这条单行道；与此同时，对所有从大本营出发的登山者，进行强制体检。但对于限制攀登人数的呼声，多位政府官员表示，单纯控制数量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好方法。

　　根据尼泊尔旅游部数据，2019年有374名来自世界各地的登山者获得珠峰攀登许可证，其中87名印度人，69名中国人，68名美国人。加上登山向导及辅助人员，从南坡攀登的人数约为1000人。而西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扎西江措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包括登山协作及向导在内，北坡共接待登山者362人，其中，国内登山者为12人。

　　从北坡登珠峰的人数约是南坡人数的三分之一，“北坡基本控在了一个很合理的范围。”中国登山协会副主席、中国登山队队长王勇峰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无论从安全方面还是环保方面考虑，珠峰的承载力都是有限的，“目前，南坡一侧的人员数量几乎等于珠峰两侧相加可承受的总量。”

　　“尼泊尔方面也意识到，南侧登山者不断增多将会给他们带来大麻烦。”王勇峰表示，尼泊尔政府很早就关注到，长时间的人类活动会加速冰雪融化，喜马拉雅山的冰川是南亚17亿人口的主要水源，但现在过快消融的冰川，可能会给尼泊尔等国家带来灭顶之灾。

　　可为何削减登山人数，对尼泊尔政府而言就像一个不愿勾选的正确答案，迟迟不能落笔？

　　可观的经济账

　　攀登珠峰有南北坡之分，北坡从中国西藏日喀则定日县出发，严格要求的登山者有海拔8000米以上山峰的登顶经历，唯一一家登山公司把价格定在近46万元，这一价格包含行程中的交通、住宿、餐饮、景区门票、环境保护费、登山许可注册费，攀登所需公共装备、医疗器材、救援设备，登山团队服务费，户外保险费等，并不包含报到前登山者往返拉萨的交通、住宿、餐饮，个人装备等费用，如高山氧气、酒店单间等超额的个人服务。

　　南坡从尼泊尔昆布地区出发，据汝志刚观察，当地可供登山者选择的登山公司有几十家，价格从3万美元到近10万美元不等，官方基本没有可以明确限制登山者的门槛，“基本上只要给钱就能登”。

　　悬殊的登山成本也使得南北两坡的登山人数差距越拉越大。

　　汝志刚在拥堵最为严重的5月22日登顶，为感谢登山向导的帮助，他给了1800美元小费，比圈内“规定”的金额多出300美元。

　　他对记者表示，包括这笔承载了他复杂心情的小费，他攀登珠峰此行与团队一起奋战了50余天，总花销约33万元，其中，4.6万美元交给登山公司，囊括项目与北坡类似。为了分享攀登珠峰的过程，汝志刚还在大本营花了250美元购买了10G流量。

　　不同于北坡用车载至大本营，南坡的攀登者从加德满都乘飞机抵达海拔2800米左右的卢卡拉后，需要从卢卡拉开始经过6~7天徒步抵达珠峰南坡大本营，沿途产生的吃住行消费，一方面增加了登山公司的成本，另一方面也成了沿途老百姓赖以生存的经济来源。

　　汝志刚介绍，抵达卢卡拉后，装备需要依靠背夫和牦牛帮忙运送至大本营，据他了解，这段路程背夫需要8天左右，每天由登山公司支付的费用为2500卢比，抵达珠峰大本营后，队员会再单给背夫1000卢比小费。如果登顶后选择徒步返回，通常也需要4~5天，“但大部分山友会选择乘直升机返回。”这部分由登山公司支付，据凯途高山联合创始人强子介绍，一架直升机的租赁费用为6000美元。

　　洗澡需要自费。由于尼泊尔徒步旅游十分成熟，汝志刚注意到，沿途餐厅和旅社已经拆分出许多单独产生经济收益的细节，且价格与海拔成正比。住宿通常以床位收费，一张床约两三百元人民币；洗澡费在卢卡拉大约为20元，但到了罗布切（海拔4930米）就需要60元，这个最初的牧民夏季村庄，现在几乎只为登山徒步者服务，凭借和卢卡拉约2000多米海拔的差距，一壶开水的价格也从十多元变成了150多元。

　　登山带来的经济效益在北坡同样适用。西藏自治区体育局通过媒体发布数据显示，西藏2019年春季登山季期间，登山产业通过雇用当地村民参与牦牛驮运等方式，带动山峰所在地农牧民群众增加经济收入约457万元，另为当地食宿、交通创收约200万元。登山产业持续惠及地方、惠及于民。

　　但相较而言，攀登者带来的消费在南坡不仅“惠及于民”，更有“赖以生存”的色彩。

　　据《环球时报》报道，索卢坤布是珠峰脚下的一座小镇，1997年至2017年，除了2015年大地震导致游客数量下降，每年都有络绎不绝的游客来此休整准备攀登珠峰，这里几乎所有人都在从事旅游或相关产业，因此经济收入要比尼泊尔其他地区高很多。小镇上一家旅馆的女老板表示，“我们一季就赚了六七百万卢比（约合6万美元），这足以维持家庭生活并支付孩子的学费，我们很满意。”

　　这笔收入，对高山向导更是如此。强子介绍，在尼泊尔运营登山公司，聘请一名国际高山向导的费用约为1万美元到1.5万美元，王勇峰表示，尤其对依靠高山作业生活的夏尔巴人而言，在登山季一个月的收入约是日常的10倍，通常一年的收入就指望这两个月。

　　况且，此前，珠峰南坡的雪崩和尼泊尔地震阻挡了不少攀登者的步伐，这让对登山旅游业依赖度极高的当地政府和民众，在近两年更加渴盼着登山者的到来，因此，今年南坡攀登者数量已达历史之最，这也是造成拥堵的原因之一。

　　对于每年通过发放珠峰攀登许可约可获得333万美元收入的尼泊尔政府而言，登山产业厚厚的账本正迫使他们忽视眼前最直接的选择，开始了应用题的解题思路，毕竟，“减少人数”同样不是登山公司、部分登山者的选项。

　　关于登顶的理解

　　“应用题”的局面更加复杂。

　　“夏尔巴可以成为好向导，未必能成为好的管理者。”一位资深山友表示，近5年来，尼泊尔当地的商业登山发展迅猛，原本西方探险公司占比较多，但近年本土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不少是有向导经验的夏尔巴人在组织运营，“他们未必擅长管理、协调、后勤保障。”强子透露，本土小公司的出现，以低价吸引攀登者，不少本身就缺乏登山经验的客户因此“中招”，低价竞争给登山者带来没有足够的氧气、训练不到位，甚至在关键时刻夏尔巴向导无法伸出援手等风险，也给其他登山公司带来存活的压力，“如果只招两三个客户，就意味着亏本，没办法建设营地，为了活下去，大家都在拼命找客源。”

　　印度、中国、伊朗、巴基斯坦等国家的登山者正成为珠峰南坡的新客源，这些新兴市场国家的新手攀登者，给尼泊尔经济带来了活力，汝志刚表示，为了争取中国登山者，很多尼泊尔厨师会做川菜，“再过两年，几乎所有尼泊尔向导都会说中文了。”但今年南坡重大的伤亡事件让人们意识到，想依赖于登山公司“保姆式服务”的登山者也在增多，缺乏经验的攀登者也给珠峰攀登埋下隐患。

　　“攀登珠峰至少要有4~5年的登山经验，才能提高攀登过程中的安全性。”王勇峰建议，在攀登珠峰前，登山者通常需要从海拔5000-6000-7000-8000米的完整进阶路线。据《21世纪经济报道》估算，登山者完成一系列“进阶”所产生的费用总计将接近30万元。这种隐形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又成为部分攀登者寻求“捷径”的原因。

　　“登珠峰的不都是‘土豪’。”汝志刚表示，攀登珠峰确实需要一定经济基础，但从南坡情况看，不乏大量靠“东拼西凑”实现梦想的人，有人承接类似纪录片拍摄的任务获得机会，而接受赞助又是一种方式。汝志刚此行，接受了一家企业5万元的赞助，唯一的“要求”就是登顶后展示相关横幅留下影像，“但我清楚，这家企业不一定需要这次宣传，给我赞助更多是基于理解和情怀。”

　　强子尊重梦想的力量，但也注意到，“任务”和“圆梦”有可能催化登山者产生“必须登顶”的执念，危险也可能由此发生，“待了四五十天又花了巨资，没有一个人是不想登顶的，但山上不可控的因素很多，登山者要学会的是调整心态，除了顺利登顶，更要安全下撤。”

　　遗憾的是，目前还很难说服国内的登山者“不是每一座山、每一次都要登顶的”。强子注意到一个数据，中国登山者死亡率出现在下撤时的约占六成，而国外的登山者下撤过程中的死亡率占四成，“说明很多中国攀登者冲顶意愿执着，把所有体能都耗在登顶，下撤时没有体能，从而行为能力丧失。

　　国外的登山者反而在上行时事故率较高，因为他们喜欢开发新的线路、挑战高技术难度的山峰。”强子表示，不同的习惯与登山者从小接受的户外运动教育、生命教育密不可分，

　　他渴望出现更多理性成熟的客户，“这只能寄希望于优质客户的基数变大，让中国民间登山的理念变得成熟、世界领先，可能需要一代人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