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斌：解开古蜀文明之谜 有了新“钥匙”

　　文/李明斌(上海大学特聘教授、上海大学博物馆馆长、三星堆上海大学考古工作领队，曾任成都博物馆馆长)

　　三星堆，一个普普通通的地名，一处成都平原的林盘村落；三星堆，中国长江上游一处极为知名、引发世人无数想象空间的考古遗址。

　　自从20世纪20年代末，在遗址区北部的燕家院子发现玉石坑以来，三星堆不再仅仅是成都平原上的一个地名，而是借由考古发现，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自媒体的推动下，演变成了一个受到学界和公众高度关注的“网红”之地。只要在搜索引擎上输入“三星堆”一词，便立马弹出海量的相关图、文报道。

　　也许是机缘巧合，我1994年从四川大学考古专业毕业以来，在成都就业至2019年的25年时间里，或从研究兴趣、或从工作所需，都和三星堆——这处我一直敬称为四川考古的“圣地”，发生着不曾中断的联系。

　　2019年我到上海大学就职后，常思考着如何建立起长江头和长江尾早期文明的某种联系。2021年元旦节后，三星堆新的考古发掘全面铺开，为更加科学发掘，最大程度、最大可能地全面保存和提取文物信息，发掘主持单位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针对三星堆祭祀区考古，邀请了数十家国内的大学、研究机构和考古文博单位，参与本轮极具吸引力和挑战性的考古探索。

　　根据约定，我所在的上海大学组建工作小组，陆续派出精锐力量，全力参加考古发掘和现场文物提取及应急保护。此次我受命为上海大学三星堆考古的工作领队，重点参加二号舱里三号祭祀坑的考古工作，在春节前后共工作二十余天。除了除夕前后四五天外，整个春节假期几乎都“泡”在了三星堆。

　　在三星堆冬季发掘期间，我利用间隙，多次重新跑遍三星堆城址范围内外的主要遗址点：西城墙、燕家院子、月亮湾、青关山、仓包包、真武宫、西泉坎、三星堆(祭祀区、居址区)等耳熟能详的地点，对遗址地貌形胜有了新的了解。

　　正是有了相对集中和专注的时间，较之以往，也有了更多的专业思考时间和环境。因此也将我的所看、所闻、所思，从我的视角，记录下发现和解读这段历史的过程暂做札记。

　　考古界新型武器——考古发掘舱

　　发掘现场根据祭祀坑数量和相对位置分布情况，在一近2000平方米的考古大棚内，再由北向南，先后搭建了四个“连体”的玻璃房子，名为“考古发掘舱”。四个考古发掘舱，完全罩住本次新发现的六个祭祀坑，对应四家发掘单位，空间既相对独立，又以可开闭推拉门连通，体现了分合有度、互通有无的工作理念。

　　由于空间和管理的相对隔离和封闭，加上发掘者均需穿着连体防护服方得进出发掘舱，对此方舱考古由于颇有科幻、梦幻之感，是年轻人实现考古梦的绝佳之地，我则称之为“考古梦工厂”。

　　考古发掘舱内有纵横的桁架，或根据作业面大小、空间的开敞程度，加装可升降的发掘小平台，平台底板开有40厘米见方可盖合操作口，便于非接触式清理；房子内还有独立的空调系统，保障着室内相对稳定的温度和湿度，便于提取和保护脆弱质文物，如象牙和可能出现的丝绸、纺织物、漆木器等；同时，两层物理空间的存在，为以往要看天作业的田野考古而言，又多了一层全天候发掘和现场保护的保障。

　　考古发掘舱的出现，无疑是考古界的一桩新生事物，甫一出现即受到各方关注，国内多地考古机构来此交流取经。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指出：三星堆祭祀区的现场发掘技术装备，代表了二十一世纪当今世界考古的最高水平。

　　此举的创新性，体现了四川考古者的逆向科学思维。将以往空间上的文物移动，考古实验室不动，逆向为考古实验室动，移至发掘现场，而文物出土原状尽量少的移动，从而最大程度保存文物的原状性和信息的原真性，仅这一点，就让不会说话的文物在经过科学保护和学术研究后，更加令人信服会接近历史的真实。

　　在考古大棚内东北侧，则是约150平方米、呈曲尺形布局的考古发掘现场应急保护集成平台：应急检测分析室、有机质文物应急保护室、无机质文物应急保护室、微痕物应急保护室、文保工作室、考古工作室等，内置各种仪器设备，此种保护环节前移的理念和实践，与考古发掘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发掘、保护工作体系。

　　联合国内考古、文物保护的重点或学科优势机构，就考古发掘、出土文物多学科研究、文物保护修复等方向开展联合攻关，致力于建立传统考古、实验室考古、科技考古、文物保护多学科深度融合集成体系，三星堆祭祀区考古发掘工作模式逐渐成型。

　　“凌空漫步”式器物清理法

　　硬件配置到位后，决定工作成效的就是考古者的智慧了。

　　三星堆祭祀区的考古发掘，有层次明晰、分工明确的现场指挥和管理体系。大体可表述为：舱长，负责具体实施本舱内考古发掘、信息记录、文物提取和标本采样等专业工作，同时根据发掘进度和现场情况，负责及时拟定发掘工作方案，提交给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的本次考古领队审核后，再在专家会诊室通过线下会议或视频会议方式报请特聘的首席顾问或首席专家审定，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主要负责人确认、签发后，即开始实施。据了解，专业会诊会议周期一般两周左右一次。

　　根据已清理至器物层的祭祀坑发掘经验，为避免发掘人员下坑后反复踩踏可能导致未露头器物受损的情况，尤其是越接近器物层和脆弱质文物时，经会诊和尝试，整个发掘现场迅速采用了一种“凌空漫步”式、非接触的器物清理方法。

　　所谓“凌空漫步”式发掘，即从舱内桁架或龙门吊横梁向下，在舱内加装可平移和升降的清理平台，发掘者或坐或跪或匍匐，实施器物的清理。为确保发掘工作的精细和精准，发掘者头上更是套箍了一小型射灯，对准器物，一点一点去掉覆盖在器物上湿漉漉的粘土，着实十分吃力和缓慢，真可谓拿出了绣花的功夫，于灯光晃影中，在狭窄的祭祀坑里探寻先民留下的“蛛丝马迹”。

　　之所以粘土是湿的，除了地下湿度外，更多的是人为干预所致。目的是为了防止坑内填土长时间暴露，水分流失，填土干裂，自然张力顺着裂缝拉断填土里的器物。在舱外的考古大棚罩着的祭祀区地表，会时常看到架设的喷雾器在工作，舱内也时不时有工作人员用喷壶在坑内保湿作业。通过喷雾加湿，环境湿度可有效控制在80%左右。

　　器物坑里“跳芭蕾”

　　本发掘季工作以一场高端的文保专家会诊会迅速推向高点。

　　针对祭祀区现场清理出越来越多象牙的情况，文物现场保护的重要参加单位荆州文保中心研究馆员吴顺清先生(本次祭祀区发掘文保首席专家)和四川文物保护领域的资深专家马家郁先生(本次祭祀区发掘文保首席顾问)等，重点就三、四号坑的发掘方法和文物提取等关键问题，与发掘舱负责人在会诊室专题讨论。

　　面对远程大屏幕显示的可放大若干倍的、对准坑内文物的8K高清画质，基本上可以说是“明察秋毫”，充分彰显了现代科技手段在考古现场判断所发挥的强大作用。同时，有效地避免了舱内人员聚集对舱内环境可能带来的干扰和影响。会诊明确，三号坑水平发掘完本层10厘米层后，调整发掘方式，随着器物外形直接清理周边填土，充分显露器物轮廓和细节。四号坑持续对象牙层核对细节和绘制线图。

　　此时露头器物最多、类别最丰富的三号坑，明显加快了最讲究细节的清理进度。与此同时，由于器物的不断出现和逐渐连成一片，坑内可站人的地方越来越少、面积越来越小，有的小区域不得不跪在一小块泡沫垫子上清理，找边，最大化清出器物的轮廓和细部，同时一袋一袋往外装土，递土，十分消耗体力，真可谓“螺蛳壳里做道场”、器物坑里“跳芭蕾”。

　　一通紧张而有序的忙碌，三号坑坑口下大约1.7米的层面，出现了颇有当年二号坑器物的“盛况”：青铜和象牙两类器物，密集而有叠压，又似乎有分组地分布着。由北向南，最北端有圆口青铜尊、罍和方口尊，能辨出至少5件；东南紧临则是一根象牙半压着一青铜头像；再南，坑的中部约6平方米的狭小空间内，20余根象牙和青铜大面具(正面朝下，两耳横向间距超1米宽)、罍、带花蕾的神树树干以及极有可能是新器型的手型(爪型，上卷)坛形器交错叠压，而张力感十足的象牙弧线和“象牙交错”堆积，有效地扩张、延展了“画面”效果，整个场面极具视觉冲击力；最让人惊喜的是，在坑的西南部，一件“新组装”的青铜尊东西横陈，器物被击破，肩部有一牛角、虎首衔环、龙身、卷尾组合动物造型，头部朝器物下方。而罕见的平板器底东侧大约3厘米之隔，一双左手(在外)压右手(在内)，东向作行礼状的“拱手”，手指纤细窄长，指甲刻画十分逼真，在亮绿的青铜氧化色下，格外招人眼球。整体造型和1986年出土的青铜大立人手型迥异，或为三星堆手崇拜的另一形制。“拱手”和“新组装”青铜尊间是否是一体的？有待下一步清理的证实或证误。

　　到3月直播前夕，三号坑第一层器物上填土全部清理完毕，器物计：象牙127根、青铜器109件、玉石8件。极具科幻感的高精度扫描随即展开。截至3月上旬，不完全统计，首先发掘的四号坑共计400余件出土文物，还不包涵大量的象牙和象牙器，真正“不负众望”。

　　6号坑的匣子里有啥秘密？

　　发掘在深入，问题或待解之谜不断在会诊室被提及、被假设：

　　填土中能否发现夯窝或脚印？正在发掘的坑是否是第一“事发现场”？祭祀行为是否有特定的方向讲究？如有，如何在现场甄别出来？发掘现场的关注焦点是否可适当拓宽？1986年发掘的1、2号坑的缺失件，如2号坑发现的、至今尚未正式公开展示的3号青铜神树缺失件，会否在本次新发现的祭祀坑(紧邻的3号坑)里找到？是否会发现文字？记录文字的载体是什么？6号坑的木匣子里有啥惊天秘密……

　　另一个重要问题是：祭祀区是否就只有目前发现的8个坑？据悉，根据对城址和祭祀区空间格局的分析，结合上年度钻探情况，四川的考古者继续聚焦关键区域，拟对祭祀区所在的马牧河以南区域，重点是现考古大棚东北部(袁家院子)至三星堆城墙以南范围展开系统、精准的考古勘探。这无疑是十分让人期待的。

　　随着古蜀文明研究逐渐热络，刊发论文早已突破地理四川范围。

　　四川大学已故童恩正教授在学术研究和文学领域都成就斐然。在1986年祭祀坑发现不久，童恩正教授曾写道：“最近四川广汉殷周之际蜀文化遗址中大量青铜像、青铜面具、神兽、神树和黄金面具、金杖等珍贵文物的出土，更是向我们揭开了另一个古文化中心深垂的帷幕的一角。”

　　三星堆祭祀坑的新发现，再次实证了中华文明组成的多样性。当我们换个思路看中华文明的组成时，我们会更加惊喜地发现，亘古以来延绵传承至今的中华文明的丰富性、包容性和多样性，无论是时间空间，还是物质呈现，都远远超乎我们原有的想象力和知识体系。

　　我有理由相信，解开古蜀文明之谜已经又有了新的“钥匙”，可能这“钥匙”不是一把，而是一串。

　　考/古/絮/语

　　一

　　考古能发现什么让人着迷，发现了器物如何提取和保护更让人神伤。

　　随着时间推移，发掘现场对文物保护人员的专业需求超乎想象，几乎每天都有新的器物露头，相关提取和应急保护可以说是被迫紧张跟上。曾有现场保护人员告诉我，真心希望坑一个一个地挖，而不是现在6个坑同时发掘，因为现场文保人员和技术力量略显捉襟见肘。但发掘计划已经确定，聚集各方力量加盟成为必然选项。

　　文保人员的持续充实和相对固定，工作延续性的逐渐强化，按技术工种的分组推动，标本送检、试验和现场保护同步实施，是祭祀区文保工作的常态。

　　二

　　发掘间隙，三星堆博物馆同仁邀请我列席三星堆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规划务虚会。

　　三星堆遗址所在的广汉，上世纪40年代，因营造学社梁思成等拍摄了近千张、当时整体情况留存良好的传统建筑和历史遗迹照片，近年来被研究者和文化传播者称为“影子之城”。此前，有关各方曾联合在成都博物馆策划实施同名临展，公众反响良好。

　　2020年9月，三星堆遗址作为全国唯一一处入选国家文物局公布的首批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创建单位的大遗址，委实体现了国家层面的高度重视，同时也提出了极高标准的规划要求。

　　有着三千多年久远而璀璨历史的三星堆遗址，透过今人贯通古今、放眼中外的规划和实施，将努力达到从“影子之城”到“未来之城”的引领发展目标，实为文化遗产活化与活态发展的创意金点子。

　　三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说：“对三星堆遗址祭祀区新一轮考古发掘，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正如许多考古发现，这次发掘也将铭记于中国考古学的研究历史中。”

　　可以说，这次发掘开启了古蜀文明保护传承工程研究新篇章。

　　成都一位十余年来成功跨界于博物馆界和艺术界的人士写道：作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三星堆遗址是中华文明“满天星斗”中最神秘的那颗星辰。2020年，考古工作者重启对三星堆遗址的深入调查、勘探与发掘，新发现6个祭祀坑，将带给我们怎样震惊世界的发现？

　　四

　　虽说考古永远还有未知，永远还有惊喜，但本次三星堆考古发掘工作秉持“课题预设、保护同步、多学科融合、多团队合作”的原则，充分展现了我国新时期考古理念和考古技术的新进步、新实践。

　　重器终得重现。然而，地下还有多少尘封的秘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如何生动再现，值得期待。

　　五

　　从隆冬到新春，朝夕相处，上海大学现场团队，和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团队建立起了十分友好的关系，“一院三大”的一群80后、90后考古后生的优异表现，被媒体昵称为“考古新青年”，倒也十分贴切。我相信，不久的未来，随着此次因三星堆新发现的汇聚与扩散，三星堆之谜会在他们手里被不断破译，更多的正解会经由他们传递给更多的公众。

　　【编辑:卞立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