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商经营的咖啡馆外景。 均资料图片

　　近代以来，咖啡以香味与色泽风靡世界，亦与上海结下不解之缘。其间，既有欧风深染，又有屋檐摩登，延展着历史与风景。在时尚与传统的碰撞下，可以看到文化的多样与包容，也可以更好地读懂上海。

　　有人欢喜有人愁

　　最迟在上世纪20年代，咖啡正式进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关于咖啡馆的乐趣与好处，在海外开过眼界的文学评论家张若谷有这样的总结：

　　一是刺激。在竞争激烈的都会里，需要刺激与兴奋，“咖啡为流行的普通一种”，原因是代价便宜而可以选择一个雅座坐半天，使人在一阵阵浓郁香味中，逃脱生活的痛苦与外界的压力。

　　二是坐谈。人生快乐之事，莫若与朋友进行有意义的谈话。“但是在中国找不到文学会所。在城隍庙的几家茶馆，因为吵闹得厉害，无法进行耐心的畅谈。”谈兴勃发时，只能选择去几家俄国人开的咖啡馆，借作临时的谈话场所。咖啡馆的外国老板和侍者知道客人的来意，从不下逐客令。

　　三是情感得到满足。凡是对都市生活有兴味的人，都喜欢游览剧场、酒肆、咖啡馆、音乐厅、跳舞场、服饰店等，在这些地方可以得到人间味与感觉美。

　　这一时期，咖啡文化逐渐普及，“怎样煮咖啡”甚至成为当时上海一些家庭主妇的必修课。有人在《生活》杂志上开课，专讲在家里怎么煮咖啡，指出其与泡茶的原则是大同小异的：第一要新鲜，第二要香气洋溢。煮的时候，咖啡与水要怎样搭配比例？最好用八两容量的茶杯量水，加一只标准茶匙量咖啡。

　　大量的咖啡进入上海，成为都市的时尚，对此有人欢喜有人愁。

　　1926年的《兴华》杂志提出，每年购入咖啡等的花费在千万元以上，“华人对于国货与外货之分别，如再不急觉悟，噬脐无及矣”。文章说：“我国地大物博，出产富饶，如善用之，无在不能出人头地，区区饮料，何须仰给于人？”

　　《兴华》杂志还特意提供了一种咖啡代用品，即用绿豆七成、上品茶三成，同炒焦黑，研成粉末，以代咖啡，“味甘美有过之无不及”，不仅提神，还有助消化之功能。

　　“最美最廉”，领风气之先

　　上海人最初品尝咖啡，大体是在西菜馆里。

　　1887年，《申江百咏》竹枝词里有“几家番馆掩朱扉，煨鸽牛排不厌肥。一客一盆凭大嚼，饱来随意饮高馡”的词句。作者注释道：“番菜馆如海天春、杏花楼等，席上俱泰西陈设，每客一盆，食毕则一盆复上，其菜若煨鸽子、若牛排，皆肥易饱，席散饮高馡数口即消化矣。”文中的“高馡”，即为咖啡。

　　上海最初的咖啡馆为西人所设，如星点般散落在城中各处。真正有影响力的咖啡馆，要到上世纪20年代开始出现，并在华人参与后，才逐渐形成规模。

　　1928年设在北四川路的上海咖啡馆，可谓顺应时势，领风气之先。该店的广告自称“上海最美最廉之咖啡馆”，食料鲜洁，座位安舒，格外有趣。1926年，霓虹灯刚刚引入上海。两年后，上海咖啡馆的招牌就用上了霓虹灯。

　　有人见上海咖啡馆生意好，也仿效在南市老西门书店楼上另开一家“西门咖啡”。咖啡由老板娘亲自动手，服务工作由书店学徒承担，但半年后就悄然关门了。究其原因，有人认为是广告牌不够醒目。这恐怕未找到问题症结。

　　实际上，上海咖啡馆是创造社同仁合股创办的，一开始就带有浓浓的文艺元素。作家蒋光慈、叶灵凤等几乎每天必到，甚至把在咖啡馆里得来的生活体验写进文学作品。有人感慨，上海的茶馆是提鸟笼、抽水烟朋友的俱乐部；文艺咖啡馆的出现，成为理想的文艺家与青年聚谈的地方。

　　《申报》曾刊发一篇题为《上海咖啡》的广告式文字，其中特别提到“遇见今日文艺界的名人龚冰庐、鲁迅、郁达夫等，并认识了孟超、潘汉年、叶灵凤等，他们有的在那里高谈自己的主张，有的在那里默默沉思”。

　　在法国获得文学博士学位的徐仲年，回国后与画家汪亚尘、作家孙福熙等人发起星期文艺茶话会，编辑《文艺茶话》月刊、《弥罗》周刊等，同时是上海文艺咖啡馆的积极参与者。

　　他认为，咖啡馆加以“文艺”的字样，必然有其特点。在外表上，文艺咖啡馆不求华丽，但必须幽雅。所谓幽雅，从室内装饰、灯光，直到音乐，必须予人以安宁，予人以快感。在精神上，每家文艺咖啡馆必然有若干中心人物，或某种文艺主义为中心思想。

　　相较于对咖啡馆“文艺腔”的推崇，鲁迅却有不同看法。这可能与他当时与创造社一些成员的论战有关。但后来双方筹建“左联”，又恰恰是在咖啡馆里握手言和的。

　　1929年10月，冯乃超、阳翰笙、夏衍等人在公啡咖啡馆二楼开会，由潘汉年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停止文艺界“内战”的指示。当年冬天，“左联”开始筹备。夏衍回忆，筹备会议一般每周开一次，有时隔几天开，地点几乎固定在公啡咖啡馆。

　　在一角建起“堂皇的街市”

　　今天的淮海中路，即过去的霞飞路，是近代上海一条颇具艺术文化氛围的马路——咖啡浓郁的香气，书店里美丽的图画，戏馆里醉人的音乐，舞台上可爱的倩影，充满了整个街区。

　　很多人觉得，霞飞路是一条充满法式情调的马路。其实，这里也弥漫着浓郁的俄国风情。日本作家横光利一第一次来上海时，看到俄国人“衣衫褴褛、贫困交加”；但仅仅过了几年，他惊奇地发现：俄国人已在一角建起了“堂皇的街市”。

　　在霞飞路上，俄国人经营的咖啡馆，除了提供咖啡外，还附有各种甜食和点心，不仅吸引在上海的欧美人，还成为中国文化人和时尚年轻人聚会聊天的场所。

　　1933年，张若谷在一篇名为《俄商复兴馆》的文章中记录了三名上海年轻白领与一位留法少女在咖啡馆会面的场景：“他们坐在靠霞飞路的窗口一只小方桌边，桌上铺着一幅细巧平贴的白布，一只水晶小瓶……四盏白瓷盘，盛着四杯没有热气的棕色流液。”

　　一个令人幻想的晚上，作家林微音坐在一家俄罗斯咖啡馆的露台上，感叹道：“在楼还没有开放的时候，我就感到好像坐在船上；现在楼开放了，坐在露台上，凭着铜栏杆，上面是帆布遮着，下望霞飞路。匆忙着的是各色的车辆，各色的人，正如在水上漂游着：由这一切，我真相信我是在甲板上。”

　　1933年5月，作家郭兰馨在《申报》发表《都市散记》，其中有做客新夏威夷咖啡馆的记载：“推开两扇小门，露出淡淡的灯光，就有两个俄国侍者态度很好的招待……一间小小的咖啡座，布置还好，靠里面是一个音乐台，时光还早，没有几位顾客，音乐响起来，红晕的灯光，衬在绿色的顶幔上，别有一种情调，几张壁画也成了异彩、凄婉的曲调，使我们埋沉在哀愁的心情中。”

　　关于霞飞路咖啡馆的异国情调，署名“青霜”的作者在《上海报》上是这样描述的：咖啡馆在新兴与神秘之街的霞飞路与另一条马路的转角上……映漾在寒夜的树叶影里，远远地望去，真的有些新诗人的诗意，旧诗人见了，也似乎有些翩然出尘的想念，仿佛一个素妆轻盈的少妇，她在鬓上插了一朵梅花。

　　“特异于浓妆腻理的少女”

　　1908年3月，上海第一条有轨电车正式开通，路线从静安寺起，终至外滩，全程6.04公里。随着这条电车的开通，静安寺路一带的房地产发展迅速，花园别墅、新式里弄、高楼大厦不断涌现。

　　在新感觉派作家穆时英的笔下，静安寺路街旁餐馆充满着国际化色彩，餐桌上装饰着典雅的东方式花瓶，瓶里装饰着十月的蔷薇，“蔷薇的芯里散发着小夜曲的幽味”。客人点的食品是意大利浓汤；冷肉，德国式的；一只烤鸡，加番茄、胡萝卜和生菜；一块菲力牛排；白汁鳜鱼；橘子布丁和一杯咖啡；另加一大杯黑啤酒。

　　上世纪30年代，咖啡馆在上海分布极广，以静安寺路一带为最整齐，“最好的咖啡和最好的蛋糕都可以在那里品尝”。静安寺路的咖啡馆，可以从“光明”和“国际”算起，往西有“皇后”“DDS”“凯司令”“泰利”“飞达”等，大小数十家。

　　光明咖啡馆设于1934年1月，两旁是舞厅和戏院，有特别间二室，布置富丽堂皇，座位舒适，宴会聚餐最为相宜。光明的火车座很多，可为情侣亲热地谈心；坐在火车座外面桌子上的，则是大谈生意经。

　　凯司令位于静安寺路、南汇路口，三层楼房子，每层都有座位，座位的装潢和布置简单朴素，“好像一个乡下的大姑娘，特异于那些浓妆腻理的都市少女”。

　　全上海咖啡馆的营业时间，最早的当推凯司令。在夏令时节，早晨不到七时就已拉开铁门；七时一过，刚出炉的西点就陆续送来；七时半，开始供应茶客。凯司令之各式大蛋糕，制焙之得法与可口，在上海称得上是佼佼者。

　　凯司令的股东老板是福州人，仆欧十之八九隶福州籍。福州人去该店，完全可以使用家乡话。

　　西披西咖啡馆为巴西华侨所设，最初设在静安寺路、铜仁路口，后在霞飞路巴黎戏院附近开设支店。总店与支店虽是同一家，但营业方针和定价略有不同：总店的饮品点心数量寥寥，只有热咖啡、冰咖、吐司、小蛋糕和汽水；支店还有冰激凌、热饼、三明治及中式点心面点等。

　　在近代上海，静安寺路还曾是政治斗争的旋涡，一度波及咖啡馆。

　　1940年7月19日，《大美晚报》总编辑张似旭在起士林咖啡馆被暗杀。《大美晚报》是一家以美国人名义发行的报纸，但坚持抗日立场。特别是该报中文副刊《夜光》，锋芒直指那些投汪的文人，骂得淋漓尽致，激起汪伪的不满。

　　在《夜光》主编朱惺光遭到暗杀后，《大美晚报》并没有屈服，而是坚持揭露汪伪恶行。1940年7月，汪伪“通缉”张似旭，其不得不迁居报馆。事发当天午后，张似旭驾驶汽车到起士林咖啡馆小坐。有外籍同事请予搭车，张似旭笑道：“君如不畏死，同行可也。”不料，一语之戏，竟成谶言。

　　起士林咖啡馆位于静安寺路72号，小楼一角正对跑马场，一望碧绿，令人悠然意远。张似旭到咖啡馆后躺在沙发上，翻看一本杂志。出神之际，好几个杀手已站在他的身旁……彼时，邻室的一名波兰人见义勇为，奋不顾身追赶凶手，亦不幸死于暴徒的枪口。

　　（作者：陈祖恩，为东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