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旷野里》是著名作家柳青70年前的长篇小说佚作。这部十分珍贵的作品，于2024年1月由《人民文学》杂志首次发表、中国青年出版社首次出版。

　　《在旷野里》有着这样的写作情形：新中国成立之初，柳青参与创办《中国青年报》，并任文艺副刊副主编。后到上海参加“五反”工作、在陕西西北局做社会调研。1952年9月，柳青到陕西省长安县担任县委副书记。1953年4月，他辞去县委副书记一职，落户皇甫村。正是在这年的3月，柳青在暂住的长宁宫开始写作《在旷野里》，写到1953年10月7日停笔，文尾注有“未完”的字样，共7.5万字。1954年春，柳青开始酝酿并写作《创业史》第一部，没有续写《在旷野里》，但未完稿一直留存。

　　《在旷野里》写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是柳青的一部阶段性作品，它开启了柳青关注新中国农村社会变革的文学之门，为《创业史》的写作立下了奠基之功。

　　柳青是经过战争洗礼、从革命岁月中走来的新中国作家，具有强烈的时代使命感和社会责任心。从北京来到陕西省长安县，柳青感受到的是新中国澎湃激昂的社会建设热情，同时他也感受到热烈氛围中存在的困难和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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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都是新的，一切有待摸索和求证。在新的社会气象中，他看到了、发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新老干部之中、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之中、国统区工作的干部和解放区干部之中，普遍存在着如何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克服“本领恐慌”，增强领导能力的问题。所以这些，《在旷野里》都有较为充分的展示。但《在旷野里》不是问题小说，它的创作主旨是思考、呈现“这个时代要怎么过活法”。

　　时代应该怎么过，社会应该怎么过，我们每个人应该怎么过，柳青在寻找答案。他从北京来到西安，从西安来到长安县，从长安县来到皇甫村，他的视线在一步步下移，探入社会的基层。柳青的一路“逆行”，正是他思考、探索“时代活法”的自觉行动。

　　面对新的社会、新的时代，向生活学习，从实践中摸索，这是寻找“时代活法”的有效方式。《在旷野里》写到了众多不同工作战线的人物，并把他们放在了治理棉蚜虫病的中心事件中进行观察、剖析。作品着力塑造了县委书记朱明山的形象。在朱明山的身上，体现出的是“责任心和从这种责任心产生的对事业的谨慎、对干部的关怀和对自己的严格”。他心胸开阔，为人诚恳，对人包容，他的薄嘴唇尖总是微笑着，更重要的是他的务实、踏实和开明。而另一个重要人物县长梁斌，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带有明显的官僚习性。

　　有朱明山这样的领导干部能带领大家治理好棉蚜虫病，定能率领大家找到行之有效的“时代活法”。柳青也坚信：把根实实在在地扎在社会和生活的土壤里，才有可能悉心体察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才有可能写出不负新社会新时代的好作品、大作品。

　　《在旷野里》可以作证：柳青对不同年龄、不同身份、不同经历、不同心态的人物的敏锐把握和有力呈现，充分体现了他观察生活、表现生活的过人之处。

　　柳青曾经这样谈到自己的创作：“我文学的道路走得很苦很苦，早期教育缺陷很大，身边没有懂文学的人指导，全靠自己黑摸着走过来。”他对文学创作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真像一条扁担，一头挑的生活，一头挑的技巧。”他是这样认识的：“作品中所有的形象要血肉丰满，一切行动要充分合理，他不仅要感动人，而且要经得起思考。”

　　《在旷野里》这部小说没有写完，信息量却很大，具有缺憾美和开放性。没有写完，是因为柳青的生活和思考要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柳青的生活和创作的关系，是生活随着思考走、文学随着生活走。文稿所以能留存，没被损毁遗弃，说明柳青对自己的现实思考和文学表达十分看重、非常在意。同时，我们也可以感受到柳青对自己的创作是多么的慎重和苛求。

　　《在旷野里》体现出心怀“大者”的文学责任和关注他者的现实主义情怀，同时也标示出作者在文学表达上不断精进、努力写出好作品、大作品的宏愿和理想。

　　正是因为有了《在旷野里》埋下的生活和创作的伏笔，柳青后来的《创业史》写作，才顺理成章。

　　（作者系中国青年出版总社原总经理、青年文学杂志社原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