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少凡生在北京,长在胡同。四合院中的欢声笑语、钟鼓楼下的夕阳余晖……这些记忆成为他创作时取之不尽的源泉——“写北京就像吃炸酱面一样自然。”金少凡说。

　　《金葫芦》是金少凡儿童文学创作的代表作之一。这部作品以1944年的老北京为背景,讲述了少年鹰子为完成父亲(中共地下党交通员)的遗愿,保护秘密并寻找八路军联络员的故事。该书摘得首届曹文轩儿童文学奖佳作奖。金少凡的另一部作品《钟鼓楼下》,用京味儿语言,描绘了上世纪40年代钟鼓楼下胡同里普通人家充满人情味的烟火日常,让读者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与尊重。

　　金少凡始终认为,“作为一个作者,你写东西要感动别人,首先自己得被感动。”他希望用文字致敬那些平凡而伟大的小人物,展现他们身上那份坚韧不屈的精神气质。

　　灵感源于少年时代的英雄冲动

　　北青报:新书《梅桥3号》以20世纪70年代老北京大院为背景,讲述少年魏和平与小伙伴们自发组成“侦查队”试图揭开“特务”真实身份的故事,这个故事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哪里?

　　金少凡:少年时代的男孩子,大概都崇拜过英雄,都有过做英雄的冲动。

　　上世纪70年代,恰好我就处在那个崇敬英雄的冲动的年龄,又恰好那是一个特殊的时期,我和我的小伙伴们,仿若是一群没有辔头的野马,无拘无束,充满了行走天下的梦想,盼着身边能发生成就“英雄伟业”的事件。

　　机会,是忽然来的——大院儿厕所旁边的工具房里,搬来了一个单身女人。人长得非常漂亮,可本应和蔼可亲的脸上,却总是阴郁着,而且行为古怪,这引起了我和伙伴们无限的好奇。

　　那时,备战、学军、野营拉练几乎是每个孩子都会参与的。我们不仅在野营中巡逻站岗,还布置暗哨、守护农村的打谷场。在课上,我们还会学习如何使用三角巾给伤员包扎、如何用背包带捆扎担架……于是,运用这些知识和手段,我们对那个单身女人进行了“严密的监视”。特务、电台、无线电呼号,后来成了这部《梅桥3号》的灵感所在。

　　北青报:读《梅桥3号》时,感觉它与您的小说《看不见的电波》有异曲同工之处,都是少年魏和平的视角,都是描写少年觉醒、英雄往事。这些创作在您的生活中是否有原型人物和故事?

　　金少凡:《梅桥3号》其实就是《看不见的电波》的姊妹故事。在《看不见的电波》里,魏和平和蔡新国是通过玩无线电,侦听到了一段可疑的电波,从而帮助公安部门破获了一个特务团伙,阻止了一场阴谋。《梅桥3号》,则是他们怀疑单身女人是特务,她随身的箱子里是一部电台,但通过抽丝剥茧的探寻,魏和平开始渐渐地对“特务”有了好感,对她从“监视”变成了保护。最终,他和蔡新国在国家档案馆里打开了一份尘封的密档。当一位为祖国、为人民默默奉献的无名英雄的照片赫然映入眼帘的时候,熟悉的样貌,令两人肃然起敬、潸然泪下。

　　在这两部小说当中,都有我儿时伙伴的影子。比如《梅桥3号》里的智新忠,人物原型就是我的发小智新忠。在现实中,他家真的就在一所大院子里,曾是我们的“据点儿”。而他爸智伯伯,真的有一双铁头大皮靴,智新忠要是犯了错,智伯伯会用皮鞋把他踹得嗷嗷叫。还有,我和好朋友,真的曾经趁着全院儿人都去看电影的时机,用刀子割断了大嘴家的老倭瓜秧。当我写作时,这些场景就会纷至沓来。

　　想尽办法去找词儿

　　北青报:起初,是什么契机让您走上儿童文学创作之路?

　　金少凡:应该说,到目前为止,我还是儿童文学领域的新人。

　　2017年年初,我忽然来了灵感,开始创作以老北京天桥为背景,以老北京民俗、非遗为依托的长篇小说《金葫芦》。虽然故事的主人公是两个少年,他们历经曲折,为保护国宝金葫芦饱受艰辛和磨难,但创作初衷,并没有把这部书定义为儿童文学。没想到,书稿完成之后,却引来了一家儿童文学出版社的关注;另一家儿童文学杂志,也决定安排档期发表。恰在此时,北京作协群里的一位朋友告诉我一个消息:首届曹文轩儿童文学奖开始征稿,并给了我投稿地址。于是,我便尝试着投了电子稿过去。之后,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金葫芦》荣获大奖。据说,《金葫芦》获奖之后,首届曹奖组委会的老师们都很诧异:这个作者金少凡何许人也?从未听说过!

　　《金葫芦》的获奖、出版,为我打开了儿童文学的大门,又给我增加了一条写作的路子。到目前为止,我是二者兼顾,一面关注成年人,尤其是老年人的生活,写他们的故事,一面为孩子们创作小说。

　　但不得不说,写儿童文学是相当困难的,因为我身边没有适龄的孩子。也就是说,我没有模特可以参照。所以,为了获得属于孩子的故事,我不得不去想各种办法,比如,有时在放学的时间,我会等在校门口,之后“尾随”着孩子们坐公交,听他们聊天,看他们吃什么喝什么,感知他们的生活、情感。若遇到有家长接送的,在征得家长同意之后,会抓紧时间跟孩子们聊天。再比如,参加孩子们的游戏,跳绳、打球,以此来增进和他们的友谊,“套取”各种情报。

　　北青报:在您的生活和阅读经历中,有哪些人或作品对您产生了重要影响?

　　金少凡:关于阅读,说实话,我的少年时代,读物稀缺。也因此,小伙伴们总会抓住一切机会读书。那时候阅读的方式是“传”和“抄”。往往是谁得到了一本书,自己看完,立即传给他的好朋友,这个好朋友看完,再传给另一个好朋友。每本书都会约好时间归还,要是失信或损坏了书,后果不言自明。我就曾经冒着大雨骑自行车,从北郊的八大学院跑到西城德胜门去还书。那部书的名字我至今记得:《晋阳秋》。那时要是画出一本书的传播路线,或许能绕半个北京城。如若遇到十分喜欢的书,爱不释手了,就把它抄下来。我曾经抄过几部书,其中一部是《汤姆索亚历险记》。应该说,马克·吐温是对我影响较大的作家,他的那部历险记(手抄本)是我日后反复阅读的作品。我自己的孩子才刚刚识字,我便买了一本送给他。

　　北青报:能否分享一下您在创作过程中印象深刻的经历,比如某次从构思到完成作品,遇到了哪些困难?又是如何克服的?

　　金少凡:在写作的过程中,总是要遇到各种困难的。其中最要命的是,在描写上遇到了障碍,即所谓的“没词儿了”。解决办法只有一个,要去体验生活。在《梅桥3号》里面,有个场景是投掷棒球。为了描写如何投掷出去一颗“怪球”,让棒球的飞行轨道在空中发生变化,我特意找了一名棒球高手请教,并在他的指导下进行了一个下午的训练。书中关于棒球投掷时指法、站姿、发力的描写,都来自于我练习的体会。

　　而我去体验时间最长、下功夫最大的是养鸟。养鸟,是京味儿小说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更是《钟鼓楼下》和《金葫芦》中占比最大的情节。可是,由于小时候家教严格,绝对禁止我养鸟,在写作时,便遇到了“没词儿”的困惑。于是,我便去采访——早晨到小树林遛鸟儿的人堆儿里找人聊天。但收效甚微。因为遛鸟人看见我这个“白丁”之后,多半不搭理。还有人轰我,说我穿的红衣服惊吓了他的鸟儿。我只得下狠心,买了鸟笼和鸟。效果果然不一样:遛鸟儿人见我这“新手”,教导的话是滔滔不绝、源源不断。笼子有什么讲究、鸟儿怎么喂、怎么溜鸟儿、如何“压口儿”、如何“倒毛儿”……一套一套的。再加上我自己养鸟儿的体会,书中三当家的黄雀儿、红子以及能值三间大北房的鸟笼子,便栩栩如生地展现在了读者眼前。我自己也觉得这些是我小说中比较精彩的部分。

　　京味儿文化是浸润到骨子里的东西

　　北青报:您自小生活在北京,对您来说,京味儿文化在您成长过程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金少凡:说到京味儿文化,对我来说是精神内核的重要部分,是无形当中浸润到人骨子里的东西,就仿若万物的生长,扎根在滋养的土壤里。作为生于北京长于北京的写作者,笔下流淌出来的文字,自然是饱蘸着浓浓的京韵京味儿。

　　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搅动着我记忆中的天空,尽是鸟儿般飞翔的风筝。永定门、前门、天安门、后门桥、钟鼓楼,都是放风筝的绝佳位置。我记忆犹新,小伙伴郭建国扎得一手好风筝,小时候我们经常一起放风筝,他屋里挂着无数只“黑锅底”和“瘦沙燕”。后来有一次,我又走到了钟鼓楼下,走到张旺胡同2号。郭建国家已经搬空了,只留下一张桌子,挡在房门外。呀,那便是我们一起扎风筝时用的圆桌!

　　北青报:在您的生活中,对“京味儿”有哪些不可磨灭的情感记忆?它是如何影响您的创作的?

　　金少凡:关于北京城于我不可磨灭的记忆以及京味儿写作,我在长篇小说《钟鼓楼下》的序中,写过这样一段话,或许可以当作这个问题的答案:作为在钟鼓楼下长大,已将那座美丽都城的每一缕炊烟、每一声叫卖、每一种味道都镶嵌进记忆里的老北京来说,像叙述自己的母亲一样去写作北京城的故事,似乎是一件再符合逻辑不过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远远不够,单薄的文字不足以表达我对这座古城的感谢,因为应该感谢的,已经远远地超过了小说本身。古城,这个时候,已经化身了千千万万民众,在他们的身上,体现着我们这个民族质朴、善良的精神和特质;那些由胡同、四合院儿里衍生出来的寻常故事,无一处不体现着我们这个民族的坚韧与顽强。

　　这,便是我创作的源泉和动力。

　　北青报:京味儿文化本身带有一种历史的厚重感,怎样将它以易于接受和喜爱的方式融入到儿童文学创作中?

　　金少凡: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它涉及了写作技巧和能力。有句话叫寓教于乐,这大概也是小说的功能之一。要让作品吸引读者,尤其是小读者,就要运用各种写作手法和技巧。

　　比如我的《钟鼓楼下》和《金葫芦》等小说,给读者展示的是一幅幅老北京的风情画卷,古都的民风、民情、民俗、非遗、俚趣等,林林总总,

　　贯穿始终,如何才能把这样浓厚的历史人文融入到文学作品当中呢?首先我设计了地理环境:钟鼓楼和天桥,是这幅风情画卷笔墨最为浓重的地方。其次我设计了一条胡同和一个四合院。胡同和四合院,都是承载民风民俗的绝佳地点。那厚重历史人文的演绎靠什么来完成呢?非百姓莫属。于是,我又设计了四合院儿中一个个鲜活的人物,他们的行动坐卧、吃喝穿戴、举手投足,都透着京腔京韵;他们各自的谋生手段,耍手艺、卖力气、做家务,甚至小孩子上学念书,细节里都浸润着浓浓的京味儿文化。

　　很多小读者在看完书之后都问我:书中的那个小孩子就是您本人吗?更多的孩子则问:“那后来呢?”他们期待着后续的故事。到目前为止,我出版的京味儿小说约计100万字了。若回答“怎样将这种京味儿以易于接受和喜爱的方式融入到儿童文学创作中的”这个问题,有两点极其重要:一是语言,用好醇厚的京腔京韵;二是故事设计“北京化”,生动贴切。

　　为写作创新不断实验

　　北青报:从《金葫芦》获首届曹文轩儿童文学奖,到《神手小锔匠》获“陈伯吹新儿童文学创作大赛”佳作奖,您最满意自己哪一部儿童文学作品?您在写儿童文学时会坚持什么原则?

　　金少凡:其实我对所创作的作品,每一部,都像对自己孩子般地喜欢。但要只说一部,应当是《金葫芦》,它不仅是书写老北京风情风韵的京味儿小说,更有着悬念迭起、惊险不断的推理内核,故事当中套着故事,悬念当中还有悬念。其中“计中计”的相关章节,被许多学校的学生改编成了话剧进行表演。某儿童文学杂志刊载了《金葫芦》之后,还录制了音频,在不少学校,孩子们喜欢在午饭之后听《金葫芦》的连续广播。

　　我在写作这部书时坚持的原则之一,就是“创新”,不走寻常路。我所说的寻常路,指的是前人在书中或影视作品中用过的手法。比如:一个人双手被反绑,写到逃生时,很多作品都会用类似“找到一块玻璃在背后磨断绳索”这样的方法。但我想另辟蹊径。虽然这并不容易。为了寻找新办法,我会不断地做实验,去寻找既适合儿童身体特点,又具有独到之处的逃生手法。总之无论什么情节,都要努力做到“情理当中,意料之外”。

　　北青报:读者对您作品的反馈中,有没有哪些让您印象深刻?这些反馈对您后续的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金少凡:现在的孩子们,脑筋活泛,常给我各式各样的反馈。前不久我去一所学校做文学分享,讲到我们小时候,一般家里孩子多,晚上横七竖八地躺满一屋子,当妈的为了清点人数,会数一数床下摆着的鞋子——鞋子数够了,孩子们就都在了。这时,一个男同学忽然举手发问,要是有个孩子故意把鞋放床下,人却跑出去玩儿了呢?我真是佩服这位小男生。这样的事情是合情合理的呀!他的反馈,无疑是“情理当中意料之外”的。他为我在后续的创作当中,开拓了思路。

　　北青报:未来对自己会有怎样的规划?还有哪些新的创作计划或尝试?

　　金少凡:规划嘛,还是进行老北京故事的创作。但有时候,计划赶不上变化。因为写作这玩意儿,总会有偶感而发。毕竟一株草,一只小动物,都可能会引发灵感。比如,有次我去郊区秋游,在路经一个废弃村庄时,一只大狼狗出现在了我身后。在被吓了一大跳的同时,我发现了一件很让人疑惑的事情——它嘴里叼着一块大石头。我去问狗主人,他也不知道,说是“自从它被我收养了之后,就一直这样,每天都去叼一块大石头”。这句话里的信息太多了,立即引起了我的思考和想象,于是,一部小说就逐渐构成了。

　　不管怎样,继续写北京,继续京味儿小说的创作,对我来说是“根”的所在。

　　本报记者 李喆

　　供图/金少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