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新见秦刻石中“使”字摹本

②新见秦刻石中“使”字右上

　　刻石文字及用语

　　有关新见秦刻石的文字特征、时代及历日等，复旦大学刘钊先生的《我对昆仑刻石的看法》《再论昆仑石刻》两文，讲得最为系统明白，一些过去较模糊的学术认识，比如秦始皇书同文字政策的执行情况到底如何，也由此得以廓清。湖南湘西龙山县出土的里耶秦简“更名方”，是秦始皇推行文字用语统一政策的具体规范之一，过去如陈侃理、田炜等学者，已指出其对出土秦文献资料断代的意义。这次讨论中，有人认为新见秦刻石中“皇”字所从“白”的写法，与书同文的规定不合。对此，刘钊先生的文章已作解释。

　　在此之前，一些研究者还注意到，秦代书同文政策经历了一个动态过程，即使是统一后的官方文书也存在例外。秦代刻石中，与更名方规定有别的情况，并非尕日塘秦刻石一例，如泰山刻石“者（诸）产得宜”，即与更名方“者如故，更诸”的要求矛盾。学者或认为这是石刻文字保守的缘故。总之，从尕日塘秦刻石的书写来看，我们对秦代“书同文字”情况的复杂性，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文字方面，从书法上能看出秦刻石的文字时代较早。如“使”字（图①），蒙韩山师范学院李豪先生见告，从高清图像看，此字右上呈弧笔（图②），是两笔写成，网络上的一些摹本都没有很好呈现这一特征。此种写法在秦篆文字及秦汉早期隶书中多见（图③），而东汉及以后，“使”字篆形受当时一般书写影响，右上多为一横笔，今本《说文》小篆及魏三体石经中的篆文写法都是如此（图④）。查检魏晋以后的篆书用字，也鲜有例外（图⑤）。尕日塘秦刻石的“使”字写法，是其文字时代较早的重要证据，后世很难伪造。

　　用语方面，尕日塘秦刻石开头说“皇帝使”，也符合秦代习惯。秦统一后，诸大臣议帝号定为“皇帝”，秦始皇自称及他称均是如此。“更名方”对这一称谓的改换有详细规定，如“王犬曰皇帝犬”“王宫曰皇帝宫”，等等。秦代刻石及简牍也都严格遵行。有学者认为“始皇帝”“始皇”这类称谓是秦二世即位后才产生的，《秦始皇本纪》中见到的“始皇帝”“始皇”，都应当是后人追记。但秦代以后的人未必能注意这点，如南朝梁陶弘景编纂的《真诰》记载，句容茅山发现始皇帝所埋的白璧刻文，谓“始皇圣德，平章江山，巡狩苍川，勒铭素璧”。这则材料被清人严可均辑入《全秦文》，但璧文称“始皇”，未必是秦始皇时代的产物。

　　先秦的立石与摩崖

　　一些学者认为秦刻石多是立石而少见摩崖，或说少见秦始皇纪功刻石以外的摩崖。但先秦文献中有关刻石纪事、在崖壁刻字的记录，并不少见。

　　无论是立石还是刻于崖壁，可能都是中国古代的传统。巫鸿在《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中专辟“中国人对石头的发现”一节，认为刻石习惯是从当时的西方传入，这一猜想尚需更多证明。今人用后世才形成的摩崖、碑表等石刻体式，来讨论尕日塘秦刻石，并不妥当。反而正是因为得见尕日塘秦刻石，与文献记载相印证后，我们才能对早期刻石的形制问题有更深入的理解。

　　金石并称的“石”，是就材质属性而言。如上海博物馆藏秦骃玉版，就是玉石材质的。而河北平山县出土的战国中山守丘刻石，是就近取材、未经加工的大型河光石，与石鼓文及秦始皇刻石中大多立石一样，属《说文》中解释成“特立之石”的“碣”。秦刻石中的芝罘、碣石门刻石，则有人认为属于摩崖。对于在崖壁刻石，马衡在《中国金石学概要》中指出，是就地之宜来刻石纪事，方便省却“伐山采石之劳”，并没有什么深意。我认为这一看法最为稳妥。大多数“特立之石”的“碣”，同摩崖一样，其实都是就地取材。

　　还有，为什么早期历史中少见帝王以外一般人的摩崖刻石记录呢？这恐怕是因传统史书多为“帝王将相家谱”，一般人的行为难以留下痕迹，但也并非完全没有记录。中国古代铸刻金石用以纪事的相关记载很多。《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二十八年，大臣隗状、王绾及李斯等人议刻石纪始皇帝功德，指出古代帝王诸侯“犹刻金石，以自为纪”。可见，在此之前已有刻石纪功的传统。《墨子·鲁问》中，战国初期的楚国封君鲁阳文君，论及当时的诸侯攻灭敌国、获取战功，即以竹帛、金石刻写纪念。其中提到的竹帛便于携带转抄，金石则能长久保存。但金、石的功用，也有一定区别，“金”是铸刻在铜鼎一类金属上，主要用于祭祀，是家族内部的展示；刻石，则更多意味着公开、对外的宣传。也因为此，铜器可以被埋藏地下，保存至今，石刻则往往因自然磨泐或人为的损坏，更难保全。尕日塘秦刻石因为远离人迹，没有太多损坏，尤其可贵。

　　《史记·秦本纪》记载，秦人的祖先蜚廉，曾在霍太山得石棺，其中有铭文称“帝令处父，不与殷乱，赐尔石棺以华氏”。这件事虽然未必是历史事实，但也至少反映了战国时对秦人起源的历史记忆。无独有偶，《庄子·则阳》中，也有卫灵公卜葬沙丘，得到有铭文的石椁一事。吕不韦召集门客编纂的《吕氏春秋》，称当时人刻石为铭，放置在墓前。清代梁玉绳《吕子校补》认为“据此则秦时已有碑表”。用今天的眼光看，这种刻石行为，大概和守丘刻石性质相近。此外，按照《史记·六国年表》所记，秦始皇三十六年，有人在坠落的陨石上刻“地分”的谶言。可以说，刻石作为标记，用来纪事、纪功甚至纪异，在先秦时都能见到。

　　与尕日塘秦刻石性质相近的摩崖，在先秦古书中也有记载。《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登昆仑一带的舂山，“乃为铭迹于县圃之上，以诏后世”。“县圃”在文献中又作“玄圃”“玄山”“旋山”等，在战国秦汉的传说中，同昆仑关系密切。同书卷三载周穆王在与西王母相见之后，“遂驱升于弇山，乃纪其迹于弇山之石。而树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其中“纪其迹于弇山之石”，郭璞注解释为“铭题之”。《穆天子传》是战国时撰成的一部书，这些记载，至少反映了当时人们的习惯与认识。周穆王周游天下之事，春秋以来，人所共知。由此来看尕日塘秦刻石中的主人公五大夫翳，在行至昆仑采药的途中，像周穆王一样驱车登山，刻石记录行迹的行为，就很容易理解了。

　　此外，《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记载秦昭王让人用钩梯攀上华山，勒铭记事。相似的行为还有赵国的赵主父命工匠攀上高耸的番吾山，在上面刻写长三尺、广五尺的“主父尝游于此”几个大字，这和尕日塘秦刻石“皇帝使五大夫臣翳将方支（？）采药昆陯，翳以卅七年三月己卯车到此”性质相近。华山、番吾山险峻，秦昭王、赵主父自己没有登上去，都要刻石夸耀一番，留下攀登险峰的美名。昆仑采药，路途遥远，中原地区极少有人涉足，秦五大夫翳身负君命，历尽艰辛到此，命人就地形便利，刻石纪迹，也可作为完成官方使命的凭证，有何不可呢？

　　“采药昆仑”记载的历史意义

　　不少人已经指出，采药昆仑的目的，是为秦始皇寻找“不死药”。五大夫翳所率领的车队，到达今天青海扎陵湖时，已经是秦始皇三十七年三月己卯日，始皇帝在数月后就死在出游天下的途中。稍晚的记载表明，他的最后一次出行，是希望能够“变气改命”（见北大汉简《赵正书》）。从《史记·秦始皇本纪》及相关记录看，始皇帝寻求延长寿命方法的意愿非常强烈。

　　里耶秦简一条简文记载秦始皇曾“求药天下其县所有”，在秦王朝内部寻求良药。但秦律规定一人“不得兼方”，且如果医方不被验证，会被处以死刑。严厉的法律规定，往往会打消地方官吏呈献“奇药”的积极性。加之在秦王朝的实际控制区域内，各地方本就需要进行四时供献，很难再有多少新鲜事物来应付中央的需求。从当时迁陵县的回复“都乡黔首毋（无）良药、芳草及它奇物者”（里耶9-1305+9-1739，杨先云缀合），也可看出这点。总之，能够满足始皇帝意愿，且有实际效果的“良药”“奇物”等，在秦朝境内并不容易获取。

　　所以，向域外寻求神药异物，也就成了秦始皇的迫切需要。战国时代神仙家思想流行，在当时的知识背景下，方士徐巿出东海、五大夫翳西行赴昆仑，并非不可理喻之事。此前的齐威王、齐宣王及燕昭王等，都曾命人入东海，寻找仙山（《史记·封禅书》）。昆仑之地，则在《山海经·大荒西经》中被认为是“万物尽有”。而且西周诸王中，穆王最寿，战国时代《穆天子传》的编者，将他与昆仑、西王母等元素联系起来，除因他曾周游天下外，也当与他长寿有很大关系。综合以上因素，派遣五大夫翳向传闻中的昆仑采药，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

　　真正的昆仑到底在哪里？汉武帝依据古图书，认为在今天的和田一带。这一判断，同时代的司马迁就不相信。他曾感慨张骞出使大夏，穷河源，“恶睹所谓昆仑者乎？”昆仑、流沙这类模糊的地名，实际上是随着古代中国疆域的扩张和地理认知的深化而不断变换内涵的。无论是秦五大夫翳，还是汉武帝，对于“昆仑”地理方位的不同指认，都是当时的人们将新发现的西方世界，与心中理想的“昆仑”之地联系，反映的是战国秦汉时期，中原王朝持续向西拓展、沟通西方世界的真实记录，这或许才是“采药昆仑”的真正意义。

　　（作者：高中正，系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

　　（本文图片均为作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