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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上靖的小说:打破日式封闭时空观

评井上靖 打破日式封闭时空观

发稿时间:2014-06-16 09:38:52 来源: 时代周报 中国青年网

  刘怡

  相较谷崎润一郎、川端康成这样年少成名的才子,出生于北海道的井上靖对文学的兴趣发端亦早,然及至不惑之年才开始从事职业写作。是以其传世之作中,既有像《斗牛》、《冰壁》这样取材于个人经历的现代背景小说,又有日本历史题材的《战国无赖》、《风林火山》,涉及中国古代史尤其是西域风情的《敦煌》、《天平之甍》尤其自成风格。

  加藤周一在《日本文化中的时间与空间》中提及,典型的日本式时空观是“现在=此处”,前者指的是人生如白驹过隙,历史却无始无终,故只有“当下”具备实在的生命意味;后者指的是日本列岛孤悬洋上,内部又细分成无数村落,“我”之归属首先在确定的集团。然而井上靖历史小说的主人公偏偏从一开始就竭力挣脱这种封闭的宇宙:赵行德离汴梁而走西域,孔子周游列国,业兴、普照西来,鉴真、思托东渡。冲破“现在=此处”的制限,表现生命的灵动,是他们自立于世的方式。

  行者既系主动脱出本来的时空,则其是否已有“埋骨何须桑梓地”的觉悟?《天平之甍》中的戒融提供了回答。这位离经叛道的行脚僧,于垂暮之年渡渤海归国。与其说他是想念故国的空间,倒不如说暗合了同门玄朗“日本人离开日本无论如何无法过真正生活”的断语。经历了危险而自由的羁旅,旅人复归到宁静而带终末色彩的故乡,生命的强度在流转的时空中蔓延成广度,再由广度而趋衰弱,终竟涅槃。

  与旅人的漂泊一致的是,天灾与死亡始终是井上靖笔下出现频率最高的情节,带有宿命意味。《孔子》中子路曾问事鬼神,夫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又问死,答以“未知生,焉知死”。这种古风盎然的嘉言,可视为井上靖文学的生死观:人固有一死,此为一致的终点,但“生”毕竟是更切近也更厚重之物。故君子虽应有杀身成仁的觉悟,却不必因死而废生。只是这种过于老派的生死观,多少让人觉得不近情理。一个典型的证据是,井上靖笔下的大部分人物面对死亡都缺乏“必要”的恐惧,情感变化则时而疾如风、时而侵如火,叫人捉摸不透。软弱的赵行德面对爱人之死也只有“愧疚与无尽哀怜”,在沙州城破前却能不顾个人安危、勉力保藏经卷。普通读者只怕很难消化这种突变:他们自会和《补陀落渡海记》中的金光坊心有戚戚,却未必当得起这样刺激的大起大落。

  天难谌,命靡常。命运之残酷与突然,可以说是井上靖小说中每一主人公都须经历的。赵行德满怀憧憬探询西夏文字,却见俘于稗军,爱人得而复失,知交命丧兵刃。业行壮年使唐,殚精竭虑数载才察觉头脑心智不足以参悟经典,羞愤之余乃将抄录经卷作为余生志业,却在携钞本归国时丧生于风浪。孔子辗转列国,初相失于郑,复困厄陈蔡,惶惶如丧家之犬,全无昔日大司寇的威仪。

  拿世俗眼光看,上述人物无一不是彻头彻尾的失败者,甚至可以说是咎由自取:只因某种刹那膨胀的爱欲,即弃有章可循的常态生活而不取,投入前途未知的远征,是否值得?给出回答的是《孔子》这部收山之作,是蔫姜这普通人化身到垂暮之年才得领会的“天命”—天公假人以寿,潜在地已使世人与生命道德的实践联系在一起;只因每人的心智质料有别,感悟天命的先后有别,故其演绎生命的形式也是参差万端。但天命本身对这种个体事功并不抱任何偏爱,不免使人怀疑、缠博。此时此地,天何言哉?天公不语,只兀自垂鉴;然其有心,得悲悯心者可以担之,这便是“为天地立心”的本意。

  不是在安静的无为中消耗和漫度生命,而是从那些仿佛凭空生出的梦想中,认清“我”之生命的羁绊与归宿,继以承当生命、成全生命。在那以后,我生已非我生,而是天地之心的寄存。在旅人迈出征程第一步的一瞬间,短暂而有朽的此生已融入永恒而常在的天命,疾风迅雷摧毁的是有朽的传道者,已得安顿的生命却仍在万千行者中延续。故朝闻道,虽夕死可矣。

 

责任编辑:王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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