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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城少年学画记

发稿时间:2017-11-14 09:22:33 来源: 北京青年报 中国青年网

  ◎陈幼民

  每当迈出展厅,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赶快回到书桌前,铺纸研墨,画出自己的感受。后来离开北京,再见到这些名画,多是在印刷品上,虽然仍能引起美好的回忆,却少了当初的那种冲动。

  作者简介:陈幼民,“文革”中毕业于北京第十三中学,1964年考入北京少年宫国画组,1969年赴陕西延安地区延长县刘家河公社郭家塬大队插队,1973年考入西安美术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1984年调回北京,在中国工人出版社做图书编辑,后任副总编辑,获编审职称。

  如果不是自小学习国画,我对北京的文化记忆就会简单得多。我是五十年代初生人,和前辈们相比,谈旧还欠点儿资格。但在那时,北京的传统文化氛围保留得还相对完整,街道胡同仍然承袭着明清的格局,在高大的城墙上可以俯瞰那些灰色的屋顶,城门楼子虽失了彩绘的颜色,却还是显得巍峨神武,每到傍晚,便有成群的飞鸟在上面盘旋。鼓楼后边的茶馆里,还能见到穿着大褂的人在说相声,而向阳的墙角下,总会蹲着一溜儿老头,听个像太监的人讲前朝的故事。

  这一切在我心中,与所受的革命教育是并存的,尽管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传统文化以和生活不可剥离的存在,默默地浸润着成长的心灵。当我插队去了陕北,远离都城的时候,经常会有一些情景跑到梦里来:让我在胡同里拐来拐去找不到出口,或者是在某个幽暗的旧屋里,见到昏黄的烛光照着一只粉彩的胆瓶……我时常想,这座古城给了我什么,让我于千里之外,还在梦中找寻着与它的认同。

  由于父母在京城的一家报馆任职,我从少年时起,就得到了美术组几位老师的启蒙,对绘画有了兴趣,后来又考入了北京少年宫国画组。这是北京的孩子接受课外教育的最高学府,需经过严格的考试才能进入,所以,同窗的尽是各校的才子。我在这里学习了两年,就赶上“文革”。尽管时间不长,但这段经历,对我一生的兴趣培养和职业选择,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少年宫

  第一堂课的内容

  就是临摹永乐宫壁画里的侍女白描线图

  少年宫位于景山北边被粗大的柏树围绕着的宫殿建筑群内。国画组的房子,在院西侧高高的石台之上,屋内摆着十几张桌子,笔墨纸砚俱全,墙上挂满了孩子们的书画作品。我记得第一堂课的内容,就是临摹永乐宫壁画里的侍女白描线图。也许老师们都没有想到,在这个古老的环境中临摹古画,少年们学到的,远不止起笔运笔那么简单,在钉头鼠尾玉簪螺髻之中,融进了古雅的意趣。虽然还远不能理解中国传统绘画的博大精深,但入门的研习已使我感觉到,这应该是一门安静的艺术,不仅环境安静,坐到画桌前,心也必须安静下来,方能在一笔一画之中,细细地体味蕴含的美感。

  对于绘画之道,老师概括得也非常简单,一曰多想,二曰多画,三曰多看。多想与多画,无论哪里的习画者都应做到。提到多看,便显出了北京的好处。这座城市本身,就是古典建筑艺术的佳作,夕阳辉映的角楼,如烟的护城河垂柳,隐藏在绿荫中的四合院,刻着垂花的街门,处处体现出先人们的匠心和风度。还有那些数不清的书店画店,更是成为我们学习与欣赏艺术的第二课堂。我上学的路上,就有几家只有一间门脸的小画店,经常拖延了我回家的时间。

  学画是要花钱的,笔墨纸砚是必备的工具,当然都是买最便宜的,宣纸用不起,多数是用毛边纸、粉连纸,加上金不换的墨、大小白云笔就是我的全部家当。这已经用去了我每月从伙食费里挤出的大部分,除此之外,还要买书,画册大都是望洋兴叹,只能买一些技法小册子和单页画。这并不能满足需要,好在北京还有旧书店。最常去的,是东安市场和西单的旧书摊。至今我仍在叹息那些旧书店的消失,它曾是北京文化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不仅许多学者大家在此多有收获,就是对我这样囊中羞涩的少年,也提供了不小的帮助。

  旧书店

  老店自有规矩,这里始终是静悄悄的

  人们说话都是悄声慢语

  东安市场的旧书店颇具规模,大概有十几家,围成了一个空场,中间支着几丈长的大条案,上边乱七八糟地堆满了过期的杂志书刊,这里就是我经常来淘宝的地方。如果下午放学较早,我就会跑到这里,像个拾荒者,在书堆里翻找。那时《新观察》、《中国青年》、《人民中国》等杂志,经常会刊登美术作品,内文还会有速写与插图,多数也是出自名家之手。旧杂志很便宜,我买一堆回去,把画剪下来贴在本子上,日积月累,竟也贴成了几大厚本,分成国画、油画、速写插图等卷。这些自制的画册,虽然粘贴得皱皱巴巴,里边的画有大有小,有彩色有黑白,有的甚至模糊不清,但我却珍爱有加,因为里边的内容是我选择的,汇集的画家和画作比当时出版的任何画册都丰富。

  还有一个地方不能不提,那就是琉璃厂。当时这条街还都是老房子,虽不像现在用水泥堆砌的门脸儿那么高大辉煌,却古朴得平易近人。从那些漆皮剥落的门窗里,可以窥见里面成堆的书画与营业员谦恭的脸。浓浓的书香卷气使得这里的人看起来都与别处不同,我想,如果只有故宫而无琉璃厂,古都就会逊色许多,虽然也是做买卖,可琉璃厂的文化意味大于商业和旅游意味。作为一个学画的少年,我可以进出任何一家画店的门坎儿,随意在里边徜徉浏览,既不会被门前带着外文的招牌挡在外面,也不会在冷眼的监视下感觉浑身不自在。店里的一切都被岁月罩上了一层赭黄的色彩,同时弥漫着说不出的香气,使人感觉协调而又温馨。

  每个店里,都有近当代大师的作品,像任伯年、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徐悲鸿和陈半丁、秦仲文、吴镜汀等,虽然其中有些人已经作古,但在这种环境中看他们的画,却没有遥远的感觉。当年他们的作品还没有拍卖出天价,很少有人为此作伪,所以养眼的,基本上都是原作。

  老店自有规矩,这里始终是静悄悄的,人们说话都是悄声慢语。那些店员被人称作师傅,并不像买卖人,风度倒似个教师,一个个深谙书画之道,对那些名家名作,如数家珍。从他们口中,我不仅得知了许多画家用笔用墨的特点,还听到了某某喜唱老生,某某喜吃梨核等逸闻趣事。

  我在这些店里,也确实体会到什么叫“童叟无欺”。一次,有一位上了年纪的营业员和我探讨了约半个小时,推荐我买了《黄自元间架结构帖》,而那本书售价是一角五分钱。从做生意的角度来看,付出和收入很不成比例,但老店寓教于商,倒也是可称道的传统,在使我这样的少年获益的同时,也培养了一批潜在的客户,谁能说这不是远见之举呢。

  画 展

  有的在画前一站就是个把小时

  似乎要把每根线条都吃进心里

  京城学画还有一个优势,便是画展多,沙滩有新建的美术馆,北海公园里还有一个画舫斋。美术馆宽敞明亮,时常举办大型的展览,令人目不暇接,收获颇丰;而在画舫斋观画,却是别有一番情趣。这里本是一处建筑精美的园中之园,朱廊绕池,幽静典雅,据说是因乾隆皇帝的诗“斋似江南彩画舟”而得名。这里是北京美协的专用展览地,此间观画,美图与美景交融在一起,相互增辉。如今画舫斋犹在,只是不知为何与画展绝了缘,几次去都见闭门谢客,叫人扫兴。

  说起当年看画展,令我记忆最为深刻的,还是故宫的绘画馆。故宫绘画馆每年都要举办一两次藏品展,据说是为了晾画。门票并不贵,要不然我这个穷小子也进不去。展厅设在宁寿宫西侧长长的庑殿内,从神武门进来,穿过大大小小的宫门,路经一座琉璃的九龙壁和几棵怪异的古松,才能到达这个僻静的院落。

  现在回想起来,我有点儿分不清在这里看画是在现实里还是在梦境中。庑殿里光线很暗,长长的望不见头,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檀香加朽木的味道。观者不多,工作人员裹着大衣隐藏在某个角落,偶尔才出来露一下面。人们走进来,会不由自主地放慢了脚步,不敢大声出气。那些古画,静静地呆在玻璃柜子里,被灯管幽幽地照着,好像笼罩了一层冷冷的月光,使得画面上的层峦叠嶂更显深邃悠远。

  这是再合适不过的展出地点,作品的古意,首先就被这环境给烘托出了。观画的瞬间,给人一种时空交错的感觉,仿佛直接面对着古人,而忘记了身处何时何方。也许是那时学画的人比较少的缘故,故宫熙熙攘攘的人流都奔向了邻近的珍宝馆,去看那些西洋座钟上会动的小人,让出了绘画馆一片寂静的空间。而在这里流连忘返的,多数是艺术的信徒,有美院的学生和老师,专业或业余的画家,有颤颤巍巍的老人,也有像我这样的少年。他们有的跪在地上铺开纸笔临摹或抄录题跋,有的在画前一站就是个把小时,似乎要把每根线条都吃进心里。

  画 作

  如今看到原作,就像有老师面授机宜

  再动笔,感觉大有不同

  那些举世闻名的国宝,比如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范宽的《雪景寒林图》,马远的《踏歌图》,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赵孟頫的《秋郊饮马图》等,和其他的作品并列着,既没有特殊的装置,也没有用绳子隔开三尺远,你可以走近它,细细地观赏。

  什么元四家、明四家、四王吴恽、四僧八怪,凡是中国美术史上提到的名家名作,几乎都可以在这里看到。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虽不属故宫收藏,但也在这里展出过,我那时刚学山水,尤其对披麻皴感到头疼,曾将《芥子园画谱》中此画的摹品临过几遍,还是不得要领,如今看到原作,就像有老师面授机宜,再动笔,感觉大有不同。

  沈周的一幅山水画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由于时代的久远,画纸已成浅浅的灰色,山势峻拔,树木葱茏,意境高远,尤其令我赞叹不已的是沈周的用笔,他多用粗笔中锋,劲健朴拙,苍润松秀,灵动而不浮,沉着而不滞,墨色是我们画画之人最为渴求的枯润的效果。回家之后,我曾多次试图模仿这种效果,终未达到,后来才知,这不仅由于自己的功力相差甚远,就连所用的墨和宣纸,与沈周时也不可同日而语。

  《清明上河图》

  我当时的一个疑惑,至今无解

  《清明上河图》就躺在一个长长的横柜里,我鼻子紧贴着玻璃,足足看了近两个小时。眼睛离画面也就十几厘米远,画面上的每一个小人,每一个局部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我想这样的待遇,今生今世都不会再有了。几十年后,《清明上河图》拿到上海博物馆去展出,听说看画的人排起了长龙,每个人在画前只能停留十几秒钟,还大呼三生有幸。相比之下,我当年的近观就近乎奢侈了。

  长卷本来就是供人把玩细赏的,若是走马观花匆匆而过,简直就像是起哄,这当然也是无奈之举,虽说初衷是让国人了解传统艺术的伟大,但对名画多少有些不敬。

  《清明上河图》长约五米多,宽度只有二十几厘米,画中五百多个人物,每个人只有二厘米多高,却画得五官俱全,神态各异,至于舟船、车马、建筑也是面面俱到,无一不精,就连船上的铆钉绳结也都交待得一清二楚。我当时就产生了一个疑惑,至今无解,我们今天要画这样精细的画,起稿时恨不得把硬铅笔削得如针尖般的细,还得用橡皮反复地涂改,那么,当年张择端是用的什么工具?如何起稿?如何定型的呢?现在国画创作起稿,还是用传统的木炭条,最细的也不过像个火柴棒,如何能描绘得那么精微?后来冯忠莲先生临摹此画,前后竟用了二十年时间,这当然有其他因素的干扰,但也足见《清明上河图》的规模宏大,笔法娴熟,非一般人所能及。

  每当迈出展厅,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赶快回到书桌前,铺纸研墨,画出自己的感受。后来离开北京,再见到这些名画,多是在印刷品上,虽然仍能引起美好的回忆,却少了当初的那种冲动。

  时代变迁,北京早已成为文化多元的城市,而我自己,在经历了思想解放过程中外来艺术思潮的冲击之后,也从西方诸多美术流派的理论和作品中汲取到了丰富的营养,兼收并蓄取代了单一的审美取向。但是,我并没有因此否定和贬低传统文化对我的影响,相反,却能在多元中更清楚地认识到它的价值。不同时代和地域的文化,应该是相互融合积累的关系,而不能简单地替代和抛弃,对于创作者而言,这种融合产生于艺术实践过程中一种自发的需求,而非别人的说教与指令。笔墨当随时代,一味的守旧是不足道的,但并不等于说传统就失去了意义。

  本版绘图/陈幼民

  (编者注:陈幼民在少年宫学习时的画作现已不存,本版刊发的绘画作品是他在延安时期所创作的)

责任编辑:白梦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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