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乾兴元年（1022）二月，封禅爱好者、祥瑞天书收藏家赵恒驾鹤西游，将千里江山留给儿子赵祯，朝廷于次年改元天圣，20余年的真宗时代结束，仁宗时代就此开启。

　　新朝虽肇始，但新皇帝赵祯此时年仅13岁，在现代还只是名刚小升初的孩子，根本无法担负统治重任，大权都掌握在嫡母刘皇后手中。在太后主导下，朝廷首先人事更新，溜须宰相丁渭首当其冲被清算，党羽纷纷被贬。直到天圣元年（1023）人事稍定，朝廷方才开始密集调整政策。元年正月，下旨讨论调整“茶法利害”；二月，发行“天圣元宝”……如是等等。

　　诸多调整中，隐含着一条对中国乃至世界都产生重大影响的政策：当年十一月，镇守蜀地主官薛田会同主持当地财政工作的转运使张若谷向朝廷奏报说，川蜀当地有一种印在纸上的民间债券名为交子，前任主官寇瑊将其查禁，但他们考察之后觉得不能单纯禁止，还是由官方出面“榷其出入”，即进行专营，将此新事物吸收进体制为便。史载朝廷“诏从其请”，同意设立名为“益州交子务”的机构专管交子之发行、兑换，得到朝廷首肯。当地官员立即在三个月后的天圣二年（1024）二月正式“起首书放第一界交子”，首次发行官方票面为一贯和十贯两种交子。

　　史书上轻描淡写的一段资料，却生动印证着中国乃至世界商品经济与货币史中一桩破天荒的大事。此前人们从未设想过，仅凭信用担保一张纸也可成为通货，可随着天圣二年官交子正式发行，昔日的天方夜谭变成现实，世人逐渐步入纸币时代。同时，作为世界最早纸质法定货币，交子不仅给中华货币带来深远影响，还通过马可·波罗的介绍和元代中西交流，对世界经济、金融乃至文明发展带来深远影响。

　　北宋交子旧版拓存，现藏辽宁省博物馆

　　获得官方认证的玄机

　　后人不难想到，交子涉及信贷等一系列财务问题，民间发行运营引发经济纠纷几乎是板上钉钉之事，所以天禧四年（1020）知益州的寇瑊力主取缔。但同时，掌管财政的下属转运使薛田却难得地与其唱反调，未免让后人感觉有些意外。但从继任转运使张若谷也支持交子看来，转运使们对交子支持态度似乎并非是在和主官闹别扭，而是有着更实际理由。

　　个中答案或许就藏在交子的运营方式中。李焘虽没说，但宋人笔记对此记载甚多，另一位南宋史家李攸在《宋朝事实》里面道破交子之利：

　　“如将交子要取见钱，每贯割落三十文为利。每岁丝蚕米麦将熟，又印交子一两番，捷如铸钱……”

　　李攸所言是民营交子的状况，但“每贯割落三十文为利”，也就是收取3%的手续费，却被后来官方“益州交子务”继承下来。按益州交子务的章程，凡人户需要用现钱请领交子时，要依例先扣除3%的手续纸墨费。根据南宋及元人的笔记可知，从天圣二年起，益州每2到3年发行一界交子，发行额在125万贯（缗）有余，不论其他，算下来每次光手续费官府至少能净入3.75万贯，如此唾手可得的财富，岂容转运使不上心？

　　当时朝廷大环境也不容转运使不上心。宋辽达成澶渊之盟后，心理上大受挫折的真宗就大搞迷信活动麻醉自己，“封禅事作，祥瑞踏臻，天书屡降，导迎奠安”，风气之下，“一国君臣如病狂然，吁，可怪也”。比起病狂的政治氛围来，更糟糕的真宗封禅事业给朝廷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压力。大中祥符元年（1008）正月、四月、六月天书三降，真宗为了庆贺封禅泰山（十月），次年正月又赴汾阴祀后土，十月在汴京行五月奉册礼，仁宗朝三司使田况曾统计过花费：“东封（泰山）八百三十余万，祀汾阴、上宝册又增二十万”，而且“祥符天书一出，斋醮糜费甚众”，还得支出赏赐“用事之官”的钱财“几千万”。除此之外，还有各地配合迷信兴建的宫殿，典型如汴京玉清昭应宫，“所费巨亿万，虽用金之数亦不能会计……穷极侈大”。

　　《泰山神启跸回銮图》，为宋代的巨幅壁画，现藏中国三大皇宫宫殿之一的泰山岱庙天贶殿内。画中的东岳大帝回銮场景，应是以宋真宗封禅泰山时为模板创作

　　正是从大中祥符年间起，宋朝财政状况每况愈下，真宗初年的咸平、景德（997—1008）健康状态一去不复返，向入不敷出加速滑去。仁宗继位之后，以密集经济调整拉开执政序幕，并不出乎人们意料。封建王朝改善财政状况的方法，无非节流开源二途，故而朝廷一方面大规模取消淫祭滥祀，砍去土木项目，另一方面则无比重视来钱之法。薛田、张若谷置益州交子务的提议，看上去是将民间有利可图的经济活动收为官方专营，故而朝廷一反昔日态度迅速回应并让当地飞速实践，背后的政府财政危机因素不容小觑——至少从他俩的提议看，发行交子似乎也是“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好法子。

　　经济与通货的矛盾

　　按经济学常理而言，像交子此种具备金融属性的新兴产物，理应出现在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对照史料，北宋四川地区经济发展倒也验证了此条规律。

　　在唐末大乱过程中，四川曾先后建立过两个割据政权，分别为王建、王衍父子统治的前蜀（907—925）以及孟知祥、孟昶父子统治后蜀（934—965），直到宋太祖乾德三年（965）被灭，方才同中原再度统一。

　　《帝鉴图说·碎七宝器》，清绘本。本则故事出自《宋史·太祖本纪》，讲述宋太祖赵匡胤见到后蜀主孟昶用宝石装饰的小便器，认为其太过奢靡，于是命人将它打碎，以此为戒

　　虽然都是割据政权，但在长达近60年的时间里，四川前、后蜀政权只更迭过一次，破坏程度远比中原五朝十三帝频繁内讧、篡夺要轻。同时前、后蜀运气也不错，曾给唐王朝带来严重边患的吐蕃和南诏同样陷入衰退期，无力再对四川进行侵扰，周边环境安宁。此外，四川地势易守难攻，吸引大量中原人民入蜀避难，再加上前、后蜀统治者相对比较重视生产，在五代十国中相对算轻徭薄赋，从而让当地经济获得难能可贵的发展。史载，前蜀官库“仓库充溢”，境内“五谷丰稔”“民黎乐康”，后唐使臣李严出使成都，就感叹当地“人物富庶”；而后蜀孟昶早期励精图治，国家从广政六年（943）到九年连年丰收，直到后蜀亡时囤积于各地军粮还处处满仓——宋军伐蜀，在兴州（今陕西略阳县）获粮食40万石，在兴元府西县（陕西勉县境内）缴获粮30余斛，入利州（今四川广元市）又虏获后蜀军粮80万斛，可见当时蜀中农业发达。

　　四川的发达不仅仅体现在农业上，经济作物和手工业品生产也是冠绝一时，已向专业化、商品化方向发展。譬如茶叶，当时蜀地已有专门的茶叶种植园，史载后蜀官员毋守素入宋，为讨好新主子献上自家在蜀中庄产、茶园，得旨“赐钱三百万以充其直，仍赐第于京城”，从侧面反映出蜀地茶叶种植园规模之大。另一典型乃是纺织工业，宋人编著的《五国故事》曾提道：“蜀中每春三月为蚕市。至时货易毕集，阛阓填委。”仅桑蚕等纺织品生产原料在春季都可自发形成交易集市，该行业之发达亦可想而知。前蜀灭亡时，后唐收获王氏府库“纹锦、绫、罗五十万匹”，后蜀灭亡时，宋廷为了运送孟氏府库“轻货纹縠”，在汴京至两川设传置，以40人为一纲“日进”，花了好几年时光才运完。

　　茶、纺织品只是当时四川丰富物产的荦荦大端，彼时由于天下分割，行政手段下，蜀地物产无一丝一毫入中原，故而川内物资充裕，政权安定之下，商业大发展自然也随之而来。神、英宗朝时的参知政事赵抃曾撰《成都古今记》，记载当地自唐代起逐渐以蚕市为契机形成各类专项集市，及至宋初称“十二月市”，即“正月灯市，二月花市，三月蚕市、四月锦市、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七宝市、八月桂市、九月药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月月都有商品交易会，当地商品经济之发达，令人叹为观止。这还只是内部贸易，更别提当地同周边民族地区商贸往来频繁，买入各类珍奇异宝、香药、马匹，卖出茶、丝绸，为了对外交易，两蜀政权甚至开发出一种专供吐蕃、党项羌的“番饼茶”。

　　宋代成都三月蚕市微缩场景，现藏成都市博物馆。桑蚕等纺织品生产原料在春季自发形成交易集市该行业之发达亦可想而知

　　大量史料都证明，从五代一直延续到北宋，川蜀富庶，商品经济极为发达，特别是在宋初，其经济发展和商贸往来冠绝饱受兵燹之灾的全国。可同发达商品经济形成鲜明矛盾的是四川地区的货币。在这个经济极度发达地区，北宋时人们使用的居然是古代通货中最为笨重不便的币种之一——铁钱。李攸就亲见四川“小铁钱每贯重六十五斤”，按宋1斤约640克算，折合42千克。他所言的小铁钱大约是一文一枚的“小平钱”，所以特别重，而另一种“当十大钱”一贯仅需近百枚，总重可以略轻，然则每贯亦有12斤，约7.7千克。人们日常稍微多采购一些，花销几贯就得背负几十上百千克，与其说是去交易倒不如说是去“撸铁”。若是价值稍微高一点则更是夸张，譬如太宗淳化二年（991）赵安易使蜀，看见成都“市罗一匹，为（铁）钱二万”，以当十大钱算都重达154千克，简直非人力所能及。

　　铁钱不仅笨重，使用中还有一系列差值问题。铁贱铜贵，两者兑换需要贴水，北宋灭后蜀时1100铁钱还可兑1000铜钱。但到淳化五年（994）张咏知益州时，铁钱通货膨胀已十分惊人：在利州5000铁钱兑1000铜钱，在绵州（今四川绵阳市）已需6000，到成都就要8000铁钱方可得铜钱1000。

　　商品经济发达，可市面作为一般等价物的金属钱币偏偏是笨重且名实价值不稳定的铁钱，此种矛盾逼得人们另觅他途，而以信用为担保，使用去实就虚票据似乎就成自然之事。当代宋史学家多认为，四川地区经贸繁荣，但缺乏价值较高又便于携带的货币是催生交子的重要原因之一。学者李埏指出：

　　“交子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同铁钱之间的矛盾，没有这个前提，铁钱是不会产生交子的。”

　　漆侠更进一步加以说明：

　　“交子的产生与商品货币固然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与商业信贷关系的发展有着更加密切的血肉联系。”

　　商业信贷，所指应该就是当时四川极度发达的丝绸、茶叶大宗交易。五代北宋外地商人入蜀从事此类大宗贸易，需要大批铁钱进行存取、兑换，因而早在太宗太平兴国（976—984）年间在川蜀就出现专门代为存取的铺户，他们存取时收纳3%的保管费——正是后来交子兑换收取的手续费——开出存取款证据。正如通常经济活动规律一般，存款性质交子很快衍生出更多金融功能。太宗至道元年（995）至真宗景德二年（1005），随着民间出现钱荒，川蜀人私下以交子为市，使得交子从单纯存款票据演变为具有商业信贷票据，为日后晋升为官方纸币打下基础。

　　红地八答晕锦（左）和红地灯笼锦（右），现藏成都蜀锦织造博物馆。四川的发达不仅体现在农业上，经济作物和手工业品生产也是冠绝一时

　　从私交子到官交子

　　知益州的官员张咏为减轻当地负担，首创一种“计口给券”的缴税方式：

　　“（丰收）时米斗直钱三十六，乃按诸邑田税，使如其价，岁折米六万斛。至春籍城中细民，计口给券，俾输元估籴之。”

　　即是说张咏在粮价低时将田税按每36钱一斗折合为米统计，每年春季则按人口给券，百姓持券按缴纳时每斗36钱回购。官府在低价时将原本缴纳铁钱折合为大米计算，保证账面上自己征收的物资总数不变，而百姓则能用粮食券购买平价大米，度过青黄不接时期。

　　张咏像，出自《历代君臣图鉴》，清拓本。张咏二次抚蜀时，授权成都十六豪民(交子铺户)连保发行交子

　　从表面来看，这似乎是从田税货币化退回到实物税，然而结合景德（1004—1007）中张咏二次抚蜀时授权成都十六豪民（交子铺户）连保发行交子，承担“每年与官中出夏秋仓盘量人夫，及出修縻枣堰丁夫物料”——富户们为取得发行交子的许可，要出人手清点官方存储夏秋税的仓库和承担一部分修缮糜枣堰所需的人工和物料，以提供徭役的方式取得特许经营权。从“每岁丝蚕米麦将熟，又印交子一两番”等记载来看，交子发行时间与丝蚕米麦收获季节吻合，地点又都是在成都，其中应非巧合，张咏推行的粮食券极有可能与交子挂钩。

　　就这样，交子的准备工作在张咏主政时代已经完成大半，所欠唯有最后的正规化而已。史载当时交子制作已相当完备。印制时，“用同一色纸印造，印文用屋木人物，铺户押字，各自隐秘题号，朱墨间错，以为私记”，即是说当时私交子已经使用同一种纸张印刷票面，并且设置防伪暗记。私交子票面面额不固定，“书填贯，不限多少，收入人户见钱，便给交子”，颇类似后世支票。私交子“无远近行用，动几百万贯”，都可在支付3%的手续费后支取，因而在成都市面大受欢迎。

　　虽然在天圣二年之前交子还只是私营阶段，但后人必须看到，在张咏之前，川蜀交子还只算一种“黑市”货币，是当地人民对抗北宋朝廷不合理货币政策而诞生出来的不得已手段，可谓一种“无声之反抗”，可经过张咏授权，交子获得官方认可，成为一种能在蜀地公开流通交易的货币。在迈出此步后，距离交子成为正式法币也就不远了。从至道二年获得合法地位后，私交子发展迅猛，但弊端也逐渐展现，根源问题就是交子实际上承担了货币责任，没有监管是不可能阻止私营发行商贪得无厌的逐利行为，到后期交子铺户准备金不足，使得私交子兑付出现大问题，甚至引发交子持有者挤兑，同交子铺户“聚众争斗”，迫使官府不得不下场“差官拦约”，最后以每贯赔偿七八百文了事。

　　尽管如此，到真宗末年交子“久为民便”，“废交子……则贸易非便”，通货地位已不可动摇，因此虽有寇瑊一度取缔私交子，但交子还是被薛田等人力保下来，将其收归官营。不得不说，北宋政府拿回交子发行权，将其当作正常货币运作时，还是能避免私营弊病走向正规。在薛田主持下，交子发行大权被收归知州手中，具体印制则由交子务监官募集吏人工匠，在交子务中独立印刷，其式样仿照以前私交子的图案与大小，但会特地加盖益州观察使和益州交子务铜印作为官方认证。此外，官方还建立交子合同簿历，每张交子编上合同字号，标明面值，盖印以后由交子务监官发行，人们领取时要扣除3%手续费，用交子兑现现钱时，还会核对存根方才付给现钱，同时注销合同簿历。

　　交子金融博物馆，位于成都金融总部商务区交子公园内

　　有这些措施加持，官交子已是一种相当成熟的流通货币，然而更让人吃惊的是薛田等人还为其设立准备金和偿还期。每两年（一说为三年），交子务发行125万贯交子，“备本钱三十六万缗”，两年到期后，旧交子统一赎回，根据人们需求或兑换铁钱，或代以新交子，即完成一界交子的使命——既可以杜绝交子拒绝或拖延兑现可能，又能防止交子在长期流通中磨损造成票面模糊不清问题。

　　分期、限额、保证准备金、新旧相因，诸多领先于世界的要素保证了交子成功。昔日川蜀人民为对抗朝廷弊政而发明的黑市货币，在当地人不懈抗争奋斗下，配合时势发展与历史演进，最终成为世界最早法定纸币，化身为人类文明史上的里程碑。回首其发展历程，后人大约也会感慨于催生交子的诸多天时地利因素吧！

　　参考文献：

　　贾大泉、周孙《四川通史·五代两宋》

　　汪圣铎《两宋货币史》

　　漆侠《宋代经济史》

　　李埏《从钱帛兼行到钱楮并用》

　　姜锡东、李金闯《北宋初期四川地区的货币供应与交子诞生原因再探》

　　本文改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24年7月上，原标题为《货币史上的里程碑 交子为什么诞生在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