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筑乃一独立的建筑体系……一贯以其独特纯粹之木构系统，随我民族足迹所至，树立文化表志……中国建筑之个性乃即我民族之性格，即我艺术及思想特殊之一部，非但在其结构本身之材质方法而已。

　　如果用拟人化的视角来看，中国古代的建筑艺术在进入近代之时，仿佛一个尚在壮年的汉子忽地被人砸断了脊骨。此后，内乱与外侮肆意践踏着这些已历经千年的瑰宝，这汉子也只得在荒土中苦苦低吟。难得的是有人留意到了这低吟，虽然这人与这些古建相逢之时也已是半残之躯，但二者握手后，一座雄伟的东方建筑史学大厦便在这片狼藉满目的土地上拔地而起了。

　　“这些作者都不懂中国建筑的‘文法’”

　　100年前的6月，一对风华正茂的情侣踏上了航船，开启了海外求学之旅。这对情侣便是梁思成与林徽因。在经历了大约一个月的风浪颠簸后，他们抵达了第一站——纽约康奈尔大学。在这里，他们首先利用暑假时间补习了几门功课。是年9月，这对情侣入学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大学，计划攻读建筑系。彼时，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不招收女学生，林徽因只得入学美术系。幸而美术系与建筑系同属美术学院，而林徽因又聪颖好学，所以她顺利地旁听了建筑系的课程。求学期间，林徽因凭借良好的功底和成绩，一入学便就读美术系三年级，而后用了2年时间顺利取得了美术系学士学位。同时作为建筑系旁听生，用了不到2年的时间便受聘担任了建筑设计教师助理。又过了不久，成为建筑设计课程的辅导教师。

　　在此期间，梁思成也沉迷于所学专业的学习，学校馆藏丰富的图书馆成为梁思成填补课余时间的最佳去处。

　　1927年，梁思成和林徽因双双从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此时，梁思成已取得建筑师资格。他还想在美国工作一段时间，增长经验及见闻。他尤其想研究这些年西方出版的关于他特别感兴趣的中国建筑的著述。1927年8月，梁思成向哈佛人文艺术研究所提出了入学申请，理由是“研究东方建筑”，哈佛录取了他。在哈佛的这段时间，梁思成开始了密集阅读，看西方人究竟如何看待中国艺术和建筑。梁思成后来在1947年评论道：“这些作者都不懂中国建筑的‘文法’。他们以外行人的视角描述中国建筑，语焉不详。”他发现，有关中国建筑史部分，他能在哈佛学到的东西很少。而无数的宫殿、庙宇、塔楼、园林，中国自己也不曾根据近代科学技术观念对它们进行过研究。中国建筑结构上的奥秘、造型和布局上的美学原则，在世界学术界还是一个未解之谜。至此，梁思成立志回国研究中国的古典建筑，解答这些未解之谜。

　　“中国境内已不存在唐代木结构建筑”

　　同这一时期的诸多学者一样，梁思成和林徽因在建筑史领域同样面临着与国外学者争夺话语权的挑战，这也是梁思成立志研究中国古典建筑的原因之一。

　　20世纪初期，在遍访大半个中国古建筑遗迹后，日本建筑史学者关野贞曾断言：“中国境内已不存在唐代木结构建筑，想看唐代木结构建筑只能去日本的京都和奈良。”

　　梁思成与林徽因始终相信中国必有唐代木构建筑存世。20世纪30年代，他们曾四访山西，终于在1937年于五台山发现唐代木结构建筑——佛光寺。佛光寺东大殿建于唐大中十一年（公元857年），是一座保存完好的唐代木构建筑。梁思成后来在《中国建筑史》中写道：“除殿本身为唐代木构外，殿内尚有唐塑佛菩萨像数十尊，梁下有唐代题名墨迹，拱眼壁有唐代壁画。此四者（得）一已（可）称绝，而四艺集于一殿，诚我国第一宝也。”

　　除五台山外，云冈石窟、晋祠圣母殿、广胜寺飞虹塔等，都曾留下他们的足迹。风餐露宿，翻山越岭，为调查中国古建筑状况，10余年间，梁思成、林徽因及学社成员寻访了中国15个省200多个县，考察测绘了2700多处唐、宋、辽、金、元、明、清各代保留下来的古建筑遗物，为日后对古代建筑的研究与保护奠定了坚实基础。 通过这些实地走访与调查，辉煌灿烂的中国古代建筑艺术逐渐脱离了原本混沌不清的面貌，首次以科学的清晰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

　　“中国建筑之个性乃即我民族之性格”

　　梁思成和林徽因在山西的考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除了前文提到的若干之外，还有一座在世界建筑史上堪称奇迹的建筑——山西朔州佛宫寺释迦塔，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应县木塔。这座木塔是世界上现存最高、最复杂、最卓越的木结构建筑，从地面到塔刹顶点总高67.31米，相当于一 座22层高的现代建筑，在中国建筑发展史上有着独特的价值。关于应县木塔的更详尽内容，本辑 其他篇目中已有说明，在此不再赘述。

　　1933年，梁思成开始了对应县木塔的测绘工作。林徽因由于家庭原因未能参加，梁思成就天天写信把测绘的过程讲给她。林徽因把这些信及自己的文章发表在当时天津《大公报》的“文 艺副刊”上，给梁思成他们的测绘工作来了一场“直播”。在文章中，林徽因描绘了梁思成去应县木塔之前对该塔朝思暮想的那种感觉：“思成自从知道了有这塔起，对于这塔的关心，几乎超过他自己的日常生活。早晨洗脸的时候，他会说‘上应县去不应该是太难吧’。吃饭的时候，他会说‘山西都修有顶好的汽车路了’。走路的时候，他会忽然间笑着说‘如果我能够去测绘那应州塔，我想，我一定……’他话常常没有说完，也许因为太严重的事怕语言亵渎了。”在如此强烈的愿望驱动之下，梁思成完成了对应县木塔的测绘工作。尽管当时已有了一些科学测量仪器，但塔刹造型很复杂，有覆钵，有相轮，有各种雕饰细节。梁思成对测绘的要求非常细致，要把每个构件都测下来，就只好爬出屋顶去工作了。据梁思成的好友兼同事莫宗江（后任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晚年回忆：“当我们上到塔顶时已感到呼呼的大风仿佛要把人刮下去，但塔刹还有10多米高，唯一的办法是攀住塔刹下垂的铁链上去，但是这900年前的铁链，谁知道它是否已锈蚀断裂，令人望而生畏。但梁先生硬是双脚悬空地攀了上去。我们也就跟了上去，这样才把塔刹测了下来。”

　　梁思成之所以要冒着巨大的风险完成对古建的测绘，除了因为他迫切地想找到中国建筑的“文法”之外，还因为当时国外建筑学界对中国学者的蔑视。比如日本近代建筑史学家伊东忠太就曾公开断言：“研究广大之中国，不论艺术，不论历史，以日本人当之皆较适当。”

　　梁思成确实也做到了。1944年，梁思成所著《中国建筑史》由三联书店出版，这是第一部由中国人自己撰写的公正权威的中国建筑史，是我国建筑学科的开山之作。著作完成时，国家尚在战火之中，古建命运仍旧多舛。在书中，梁思成写道：“中国建筑乃一独立的建筑体系……一贯以其独特纯粹之木构系统，随我民族足迹所至，树立文化表志……中国建筑之个性乃即我民族之性格，即我艺术及思想特殊之一部，非但在其结构本身之材质方法而已。”今日回看，在民族尚处存亡之危之时，在生民倒悬、华夏已成焦土之时，如此著作承载着何等重量的文化意义。

　　在近期发行的应县佛宫寺释迦塔金银纪念币上，应县木塔被作为币面主体元素呈现了出来。其实，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类似这样意义的建筑远不止这一座。今天我们仰望应县木塔，看到的不应只是木塔本身，更应当看到建筑背后的中华民族文化血脉，看到中华先民试图通过精彩绝伦的文物为我们种下的文化自信。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承受的屈辱是多角度的。从低下头到昂起头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但当代人的努力不能因此而停止，因为对中国历史 的传承才是让文化自信无比牢固的榫与卯。为此，我们当代人更应珍视中华大地上灿若繁星的文化瑰宝，秉持开放和自信的心态，勇敢地让中国声音响彻世界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