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文明的熠熠星光中，应县木塔以一种超越时空的姿态，静静诉说着千年的沧桑与辉煌。随着应县佛宫寺释迦塔金银纪念币的发行，应县木塔再次以其独特的魅力，唤醒我们对那段历史文化的深沉记忆。在它背后有一个名字，如同桥梁般连接着传统与现代、建造与学术，这便是中国营造学社。

　　朱启钤与中国营造学社的创立

　　1919年，时任南北议和北方总代表的朱启钤，在南京江南图书馆偶然发现北宋李诫所著《营造法式》手抄本。朱启钤一向对宫殿、苑囿、城关等建筑“周览而谨识”，此番得书更让他敏锐地意识到此籍对古代建筑研究的独特价值。为使此书印行臻于完善，朱启钤委托藏书家陶湘搜集各家传本，汇校重印。此后，朱启钤“悉心校读，几经寒暑”，自谓“自得李氏此书，而启钤治营造学之趣味乃愈增，希望乃愈大，发现亦多”。缘此，又促发其创办中国古建筑学术社团之念。

　　1925年，朱启钤首先成立营造学会，与阚铎、瞿兑之等人一起搜集古代营造相关的散佚史书、图籍，并组织制作古建筑模型，辑录《哲匠录》《漆书》等论著。营造学会的创立，可视作筹建中国营造学社的先导性尝试。为扩大营造学会的影响，1928年，朱启钤在中央公园（今北京中山公园）举办展览会，人们驻足观看，无不被那些精美的古建筑模型和丰厚典籍所吸引。这场展览也成为营造学会走向更广阔舞台的起点。

　　因自费办社，朱启钤很快散尽家财。在昔日政界友人周贻春的提示下，朱启钤于1929年6月向中华教育基金会申请补助，力陈营造学在美术、科学及文化上的重要性，基金会应允每年拨款15000元。次年3月，私立营造学会变更为政府助办的中国营造学社，并在学社内部专门成立文献组。有了更完备的组织系统，朱启钤制订出最初5年的研究计划，包括整理古籍、汇纂名词、制图撰说等，由此可见，学社初期长于文献的研究，尚未进入实地考察阶段。

　　从案头到田野

　　1931年，应邀加入中国营造学社的梁思成为学社的研究思路带来新的方向。在研究营造算例及《清式工程做法则例》的过程中，梁思成深感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不可仅限于案头工作，还须运用现代科技，对建筑实物进行详细调查与测绘。因此，他向朱启钤提出两条建议，首先是开展田野调查与测绘工作，其次是研究要追溯至清代以前的建筑历史，唯此方能探索出作为东方三大体系之一的中国建筑体系脉络。朱启钤叹服梁思成之见，决定改组学社，设文献部和法式部，前者侧重史料收集、整理和研究，后者则重在古代建筑实例的调查、研究和测绘。次年，法式部主任梁思成即率队赴蓟县测绘独乐寺，并撰成《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在海内外学界引起广泛关注，亦使社内成员备受鼓舞。

　　学社系统性的田野工作由此展开。与此同时，刘敦桢的加盟使学社如虎添翼，并由其接任文献部主任。调查首先在河北进行。1933年，梁思成、林徽因与莫宗江两次前往正定，调查了正定的隆兴寺和赵州桥等建筑。1934年，刘敦桢带领陈明达和莫宗江两次前往河北西部，勘探了慈云阁、易县清西陵等地。

　　由于山西省保存了大量的早期木构建筑，也成为调查的重点地区。1933年，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等人首次前往山西，勘测了大同古建、云冈石窟。也正是在此次山西之行中，发现了应县木塔这座“浮图之丽，甲于宇内”的世界最高木塔，并展开周密的实地勘察，为中国古建筑研究增添了极具光华的一笔。

　　1932-1937年5年间，在梁、刘二人的带领下，学社成员的足迹遍布全国137个县市，考察了1823座古建筑，不仅重新发现了多处珍贵的历史建筑遗存，更整理出了清晰的中国古建筑发展脉络。这些珍贵的资料和研究成果，至今仍是中国建筑史研究的重要基础。

　　烽火中的足迹

　　中国营造学社经历了“黄金五年”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不得不离开北平，迁往西南后方，于1938年先行抵达云南昆明。此前受梁思成邀请加入学社的刘致平，成为学社新的核心人物之一。此番南迁，刘致平充当先锋，在炮火中几经辗转，终于为学社在麦地村兴国庵安置下临时社址，其余主要社员随后南下会合。昆明时期的中国营造学社尽管物质条件极其艰苦，田野调查和文献研究成果仍相当丰硕。梁思成和刘敦桢带领团队深入云南、四川、陕西等地，对古建筑进行详尽的调查、测绘和拍摄。他们的足迹遍布寺庙、衙署、会馆、祠庙等各类建筑，对雕塑、摩崖造像、壁画等附艺亦给予了高度关注。

　　1940年，因战局恶化，中国营造学社随中央研究院等机构再次迁徙，来到四川宜宾南溪的李庄。在李庄，学社成员们自制石印工具，用土纸印行学术成果，自1930年建社之初即创办的《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得以继续出版。1942年，梁思成开始编写《中国建筑史》，1944年完成并出版。这是中国第一本由现代建筑学者编写的系统性建筑史论著，展示了中国古代建筑的成就和特色，真正将中国建筑史学纳入了现代科学研究的范畴。在战争的阴影下，中国营造学社的学者们以坚忍卓绝之志，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不仅在抗战烽火中取得了世人瞩目的学术成就，亦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文物古建保护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1945年抗战胜利之际，中国营造学社已独木难支，因经费枯竭而陷入困境。彼时，国民政府教育部建议学社与其他机构合并以求生存。梁思成意识到战后国家重建需要大批建设人才，故积极促成学社并入清华大学，创办建筑系。与此同时，战时在重庆开创了中央大学建筑系“沙坪坝黄金时代”的刘敦桢，抗战胜利后随校迁回南京，继续耕耘，将南京工学院建筑系（今东南大学）打造为中国建筑学重镇。抗战胜利后，中国营造学社在新的历史环境下逐渐解体，然其火种延续至今，始终烛照着中国古代营造学研究的漫漫前路。

　　在风雨飘摇的20世纪前半叶，中国营造学社的探索者们以科学的态度、艺术家的眼光，披荆斩棘，逐渐揭开那些被岁月尘封的建筑密码。今天，当我们凝望应县木塔，不啻是对中国营造学社先驱们不懈追求的崇高礼赞。而应县佛宫寺释迦塔金银纪念币背后所承载的厚重历史文化，也在诉说着那些历久弥新的学人传奇，彰显着古代建筑研究独特的中国语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