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中的铁皮盒里，是否还留有一沓厚厚的“活期一本通”存折存单，不管经历过多少次搬家和断舍离，都不舍得扔掉？也许，真正舍不得的，是见证和陪伴国人走过数十年岁月的记忆匣子，以及这一物件带给每家每户由来已久的安全感。

　　“除了存折存单，家里还留着一个用了近40年的存钱罐，卷了10多捆1分、2分、5分的硬币，虽然用不上了，但不会扔，要传给孙子辈儿。”祖祖辈辈生活在北京胡同里的72岁“活力老人”柴玉芬（化名）告诉《金融时报》记者，这是父辈传承下来的节俭习惯，她也曾经用这些硬币省吃俭用地买下各种心头好。但到了她这一辈，储蓄已不再局限于银行存款和存钱罐，支付方式也不再局限于现金和银行卡，通过一部手机，查询存款、转账支付、生活缴费等各种需求都可以满足，是名副其实的“一掌通”。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事关千家万户乃至各行各业的新中国储蓄事业重新起步，不仅对此前的存款遗留问题进行及时全面的清理，更踏上了恢复秩序、建章立制的新征途。随改革开放到来、经济活跃度提升、信息化建设提速，居民的储蓄习惯与支付方式，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折实到折子

　　“大米1斤、生油1两、煤球1斤、龙头细布一尺……”记者从上海市银行博物馆了解到，1949年6月，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和中国银行在上海开办了折实储蓄业务，将家家户户都少不了的生活物资，作为一个个折实单位，每日挂牌交易，储户存的是货币，被折算成了实物，根据物资的折实牌价进行存取。

　　“折实储蓄业务，源自解放区举办的以‘饻’为单位、按实物保本储蓄的经验，在物资匮乏的年代，保本储蓄原则意味着钱存在银行里更安全，有效保障了储户的购买力。”上海市银行博物馆馆长黄沂海告诉记者，这一做法吸引来大量存款，成为过渡时期稳定市场、平衡现金收支的有力举措。

　　1950年1月到1952年7月，作为折实储蓄向货币储蓄转化的一种过渡手段，保本保值储蓄业务出现，兼具折实储蓄、货币储蓄的双重性质。“储户取款时，如果折实牌价上升，可以按折实牌价计算进行保值，如果折实牌价下跌，可以按货币利率保本，利息按照原存款规定来计算。”黄沂海告诉记者，这样的业务品种，依然折射出民众对通货膨胀的顾虑，随着我国财政、经济状况逐步好转，保值性业务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全部改为货币储蓄。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兼具定期、活期储蓄长处的定活两便储蓄、零存整取形式的小额贴花储蓄，以及顺应消费者多元化、灵活性需求而推出的有奖储蓄、外币储蓄、礼仪储蓄等新储种相继出现。

　　“我就是通过零存整取的方式，把攒了一年的120元取出来，凭单位工会发给我的一张自行车票，自己又添了几十元钱，购置了一辆凤凰牌自行车，用了整整20年，每次都擦得特亮，下雨天还舍不得骑。”柴玉芬告诉记者，1970年参加工作后，她每月挣17元，存入10元，日常开销7元，在那个靠着零存整取储蓄方式改善生活的日子里，量入为出是硬道理。

　　人类早在原始社会，就有了朴素的储蓄概念，当狩猎或采集时收获颇丰，就会有意识地将多余的食物贮藏起来，以备物资匮乏时所用。时至今日，储蓄在国民经济中的支柱性作用不言而喻。“它汇聚闲散资金，变零星的消费资金为生产资金，为经济建设服务；调节社会供给和货币流通，促进金融健康发展；利用利率的杠杆作用，正确引导消费和投资；发扬勤俭节约的风尚，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黄沂海说，储蓄作为推动国民经济结构优化、为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活力的重要经济手段，历经实物储存、货币储藏、存款储蓄这几大形态，已然是人类社会金融活动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关系着千家万户，更折射出经济、政治的千丝万缕变化。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75年来，我国居民收入实现跨越式增长。1949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49.7元，2023年达到39218元，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75.8倍，年均实际增长6%。与此同时，居民消费水平持续较快增长，2023年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达到26796元，扣除物价因素比1956年实际增长35.5倍，1957年至2023年年均实际增长5.5%。其中，2023年全国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12114元，比2013年的5246元名义增长130.9%，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达到45.2%，比2013年提高了5.5个百分点。显然，自改革开放以来，居民生活已由短缺走向充裕、从贫困走向小康，生活状况在持续改善，衣食住行消费构成也在发生诸多变化。

　　从刷卡到刷码

　　有消费，自然离不开支付。像柴玉芬那样即便年逾70也能熟练使用手机客户端进行扫码支付的“活力老人”，并不在少数。对他们而言，经历过20世纪80、90年代银行卡出现并普及带来的支付体验改善，再次接受新生事物，已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美好期待。

　　“我至今都记得，用铝合金饭盒小心翼翼装着零存整取了一年的现金，购买了我人生中的第一辆自行车，生怕弄丢了，后来有了银行卡，甭管是在银行柜台买水买电，还是通过ATM机给亲戚朋友转账，都大大方便了。”柴玉芬说，和周围很多同事一样，她在20世纪90年代末给自己置办了人生的第一张银行卡。

　　同时具备储蓄、支付两大功能的银行卡，刷开了电子支付的大门。1985年，中国银行发行中国第一张银行卡，引领国内银行进入了“卡时代”。

　　1987年10月，位于上海外滩的工商银行计算机房建成运行，团队研发ATM应用系统和与之配套的银行卡——“浦江卡”问世，成为上海人的第一张工资卡。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研发的ATM系统，使中国第一次有了与计算机大机联网的自助取款业务，同时通过银行卡将另一端与活期账户联系了起来。”黄沂海介绍说，当时有“财神卡”“白玉兰卡”等好几个候选名字，最终众望所归定名“浦江卡”，卡面以外滩和黄浦江为背景设计。上海人正是从“浦江卡”开始认识了银行卡，而后萌生了借记卡、贷记卡、信用卡的概念，并在ATM机上学会了银行自助服务的基本操作。

　　“当年的‘浦江卡’在上海市民脑海里植下了刷卡时代的胚芽，近距离触摸到信息化社会的脉动，起到了金融普及和市场培育的启蒙作用。”黄沂海说。随后，牡丹卡、长城卡、龙卡、金穗卡、太平洋卡等“信用卡家族”在上海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一卡在手，走遍神州”的广告语犹在耳畔，日新月异地变换着中国百姓的支付体验与理财生活。

　　随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和普及，电子商务开始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蔓延。1999年，中国电商真正进入实质化的商业阶段，商品和服务的交易变得更加便捷、高效，这对零售支付提出了更高要求。一批专业化的支付服务机构诞生，通过整合不同银行的网关接口，为电子商务平台提供“一站式”的网上支付信息交换服务，成为银行机构之外最早提供专业化支付服务的“新面孔”。

　　对于零售支付市场出现的新兴主体，中国人民银行坚持“鼓励创新与规范发展相结合”原则，鼓励和支持其创新发展、规范发展。如今，支付机构已成为零售支付市场的重要力量，与银行机构一起，提供丰富多样的零售支付产品，尤其在互联网支付、移动支付等新兴支付领域，运用信息技术，改进支付服务流程，提升支付服务便捷度，增强支付服务可及性，有效满足了公众的个性化支付需求。

　　“我国已是全球最大、最发达的移动支付市场。”来自中国银联的统计数据显示，以二维码为代表的移动支付已经成为我国主流的支付方式，移动支付的渗透率已经达到85%左右。同时，数字货币、手机非接支付、刷脸付甚至掌纹付等新兴支付方式仍在涌现。

　　包容性宗旨

　　“到了中国才发现，如果不能熟悉操作手机上网功能，你几乎什么也干不了。” 今年9月初来华考察旅游市场的德国兆歌文化公司（One Billion Voices）相关负责人梅勒妮告诉记者，十多年前她来过中国，此次以德国旅行商身份赴北京、新疆踩线调研，最大的感受就是中国的现代化、信息化、数字化程度俨然今非昔比，手机客户端的功能几乎涵盖到了方方面面，既带来前所未有的便利性，也对众多习惯于传统现金支付、信用卡支付的德国旅行者提出挑战，有必要在他们旅行之前就做好相应的提示与准备工作。

　　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数据显示，2024年上半年，超过500万入境人员使用移动支付，同比增长4倍；交易9000多万笔，金额140多亿元，均同比增长7倍。近一年来，旅游业复苏迅猛，政策利好一再释放，吸引各国外籍游客到访中国。在中国人民银行有关支付便利化的多项部署下，扩大“外卡内绑”和“外包内用”业务范围、优化业务流程、提升交易限额、试点用户分层认证等一系列措施，显著提升了外籍来华人员使用移动支付的意愿。

　　另据银联统计，2024年上半年银联外卡内用交易金额中，线下实体卡占45%，ATM取款占43.5%。这表明，新支付方式的出现，并不会彻底消灭传统的支付习惯，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各类支付方式将长期共存。“这也正是支付便利化所主张的包容性宗旨。”中国银联党委书记董俊峰日前指出，在多元格局下，兼容共生、协同发展是支付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回首这75年，从塞满大大小小硬币的储蓄罐，到零存整取、量入为出的存单，再到打开电子支付便利化大门的银行卡，到如今几乎满足全方位消费的“一掌通”移动支付，中国人在解决衣食住行各项花销的支付环节，走出了一波后来居上的“更方便、更快捷、更安全”的体验感，真真切切触摸到了这个信息化时代的脉动。

　　大康银行业务宣传品储蓄罐“扑满”。

　　十几卷齐整整的硬币透露出北京居民的储蓄情结。方华摄

　　爱国储蓄海报。

　　上海人的第一张工资卡——浦江卡。

　　以二维码为代表的移动支付已成为我国主流支付方式。图为北京市民通过手机刷码乘地铁。方华摄

　　（本文资料图片由上海市银行博物馆提供）

　　责任编辑：袁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