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国，中央银行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发行的银行、政府的银行、银行的银行”三大中央银行职能并非同时具备，而是在数十年中逐渐形成、完善，且承担职能的机构也存在变化。大清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南京国民政府“中央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乃至外资的汇丰银行，都曾或多或少地承担了部分中央银行职能。

　　发行的银行

　　1905年，清政府设立大清户部银行，并明确其为国家银行，意在建立中国最早的中央银行制度。1908年，该行改名为大清银行，发行银两、银元两种钞票。然而，大清银行仅存续3年，发行的钞票数量有限，且没有清理市面上各种纸币，未能完全行使发行职能。1912年，北洋政府的国家银行中国银行成立，继承大清银行衣钵，履行中央银行职能。此后不久，交通银行也获得类似地位，但中国银行发钞量、发钞信用均优于交通银行。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中央银行”，其发钞规模、市场地位和纸币信誉在此后数年低于中国银行、交通银行。1935年法币改革后，“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共同发行法币（1936年又增加中国农民银行），“中央银行”负责收兑金银储备，其纸币信用支撑更加充足。1938年“中央银行”独家办理外汇审核后，其纸币优势更大，当年年底成为发钞量最大的银行。1942年，“中央银行”成为唯一合法的发钞银行，发行职能最终确立。

交通银行拾角银洋券。图源：中国钱币博物馆

　　政府的银行

　　首先是代理国库。1908年大清银行成立之初，清政府颁布《大清银行则例》，明确规定大清银行享有经理国库特权。1910年，《统一国库章程》又具体规定由大清银行办理国库资金的保管和出纳业务。不过当时清政府财政处于分散状态，大清银行空有制度规定，却无法统一经理国库。1913年5月北洋政府财政部颁布《金库条例草案》《委托交通银行代理金库暂行章程》，规定由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共同承担代理国库的职责。但是北洋时期财政分散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关税、盐税等重要财政收入的保管权仍在汇丰银行等外资银行手中。1932年前后，南京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先后经办国库收入最大的关税、盐税和统税，并统一经办国债等收入和外债还本付息业务。1939年《公库法》实施后，“中央银行”成为唯一的国库代理机构。

　　其次是向政府提供资金支持，主要包括发行公债和财政垫款。北洋政府时期，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为政府提供了大量资金支持。1916年，因政府过度挪用银行现银准备，导致两行钞票无法兑现，引发了“京钞风潮”。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政府财政赤字严重，以公债发行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重要手段，而发行法币的四家银行往往先行垫款，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然而，银行为政府垫款的行为也削弱了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增加了金融风险，最终导致南京国民政府后期严重的通货膨胀。

　　银行的银行

　　首先是办理票据清算。近代中国，银行票据清算业务发展较晚。例如，1932年上海华资银行票据收付总量仅2.2亿元，而钱庄票据收付总量则达12.2亿元。同时，外资的汇丰银行凭借其强大的资金实力和广泛的业务网络，逐渐成为重要的银行票据清算中心。南京国民政府《中央银行法》规定，“中央银行”具有“办理票据交换及各银行间的划拨清算”的职责。但全国清算制度未能确立。1935年，中国银行取代汇丰银行成为银行票据清算的中心。1942年，国民政府颁布《中央银行办理票据交换办法》，“中央银行”才陆续处理各地银行的票据交换。

　　其次是管理银行存款准备金，办理再贴现。1935年《中央银行法》规定“中央银行”具有接收管理商业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的职责，但未得到立即实施。1940年8月7日，财政部公布“非常时期管理银行暂行办法”，要求商业银行将存款总额的20%作为准备金，存于发行法币的四家银行。1941年6月，进一步明确准备金由中央银行集中接收管理。此外，抗日战争开始后，发行法币的四家银行共同成立了“四行联合贴放委员会”，为各商业银行办理贴现和放款业务。1943年4月财政部颁布“非常时期票据承兑贴现办法”，“中央银行”再贴现业务开始发展，但总金额并不大。

　　最后是并未有效建立的“最后贷款人”制度。该制度仅在一些具体案例中有所展现。例如，在1910年上海橡胶股票风潮中，大清银行、汇丰银行向上海钱庄、商会提供贷款。在1934至1935年的金融恐慌中，“中央”、中国和交通三家银行共同为中国通商银行等机构提供了救济。

　　总之，近代中国的中央银行职能行使可分为四个阶段：1905—1911年，大清银行初步尝试集中货币发行；1912—1927年，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享有发钞特权，但受到外国银行和地方势力的干扰；1928—1938年，南京国民政府“中央银行”成立并逐步增强作用；1939—1949年，“中央银行”成为发钞量最大的银行，并在1942年前后初步具备了现代中央银行的职能。

　　（作者 孟郁聪 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