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寇入侵山西,在所谓“一个月拿下山西,三个月灭亡全中国”的狂妄计划下,以极其疯狂的攻势向太原进军。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在科学分析敌我战势的基础上,按照“洛川会议”确定的战略方针,指示贺龙带领八路军一二〇师从陕西富平县出征,挺进晋西北管涔山脉地区,组织军民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1937年8月,一二〇师一部开进绥远北部,创建大青山根据地,并逐步同晋西北根据地连成一片,共同构成了晋绥抗日根据地。

　　晋绥抗日根据地主要包括山西西北部和绥远(今并入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广大地区,从地理位置上看,位于陕甘宁边区的东北部,是中共中央与敌后战场联系的主要通道,军事地位十分重要。在忻口、太原会战中,晋绥根据地有力地阻击了日军,在陕甘宁边区的门户上给敌人竖起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使日军始终未能越过黄河进犯陕甘宁边区,保卫了延安和党中央的安全。

西北农民银行伍拾元券。

兴县农民银行壹元券。

        筹建兴县农民银行

　　晋绥边区的货币发行工作开始较早。在八路军一二〇师进入晋西北地区之前,该地长期处于经济混乱的状态,加上日军频繁地扫荡,使当地流行的晋钞(俗称大花脸票)不断贬值,物价上涨。为了稳定晋西北地区的金融环境,全力配合八路军创建抗日根据地,华北党组织决定:在晋西北先行创办一个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银行,由刘少白同志全权负责筹建与组织工作。

　　刘少白生于光绪九年(1883),山西兴县人。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1937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刘少白思想进步、为人正直、博学多识,在晋西北地区具有较高的威望,是创办根据地银行的理想人选。

　　接到任务之后,刘少白开始筹集资本金,他提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口号,鼓励兴县百余名富户以股份制的形式出资筹款。刘少白更是以身作则,不仅把自己多年的积蓄全部拿出来,还作本地开明绅士牛友兰、刘训山等人的动员工作。经多方努力,共筹集资金5万余元、粮食700石,作为开办银行的准备金。同年11月底,兴县农民银行正式开张,行址位于县政府对面。营业当天,刘少白在银行正屋两侧悬挂了一副对联,上联是“大多数农民从此解放鼓起精神打日本”,下联是“这一个银行开始营业集中财力破天荒”。文虽朴素,含义深远,时任兴县县长张干丞同志风趣地说:“刘经理不但是位政治家,还是一位诗人、文学家哩!”

　　自1937年12月至1940年5月,兴县农民银行共发行票币233万余元。从现有的钱币实物来看,可分为五分、二角、五角、一元(两种)、五元等五种面值、六种券别。其中,五分与五角券为竖版,其余为横版。在票面设计上,风格简明,除了行名、面值、日期等基本要素之外,主要图案就是山村、房屋等风景。两角券下端印有“长兴堂书局石印”七字,长兴堂位于兴县城东关,原来是一处印书厂。该厂仅有一台石印机和两名印刷工人,在条件比较简陋的情况下,承担着印制纸币的工作。钞票使用的是土纸,票面上的银行章由当地一名刻章师傅刻制,由于买不到打码机,工人们就自己使用钢笔手工编号。此外,为了防止纸币被伪造,票面在设计时还增加了三处暗记,据说只有刘少白、刘孝先、牛在华三人悉知。时至今日,我们也无法找到这三处暗记在哪里。

　　兴县农民银行币是“七七事变”后最早发行的抗币,广泛流通于晋北兴县、临县、岚县、保德等地。由于资本金透明、票面金额小且发行数量适当,在群众中享有盛誉。该银行发行的纸币,绝大多数用来为八路军购买粮食、武器和补充军需,有力地支持了八路军的部队建设,为巩固晋绥抗日根据地贡献了重要力量。

　　别具特色的县域小面额流通券

　　兴县农民银行币发行之后,晋西北地区的金融环境有了较大改善,但是市场上还存在辅币流通不足的现象,特别是小面额的纸币比较缺乏。有鉴于此,为了促进市场流通,兴县产消合作社、兴县财政局、文水地方政府等机构还陆续发行了一些小面额的抗日纸币,依据现在搜集到的实物,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兴县产消合作社五角代价券。该券发行于1939年,目前仅见五角面值一种。正面紫色、竖型,整个票面均承袭延安光华商店代价券的设计风格,券首印有“兴县产消合作社代价券”,中间圆形花框内有“伍角”,下端左右钤“经理之章”“协理之章”两印,底端标注发行年份“民国二十八年”。背面主体蓝色,并印有三条公告。

　　兴县财政局一元流通券。抗战初期,兴县属于未被日寇占领的县之一,中共地下党员张干丞、高芸生等同志曾以此作为根据地多次组织群众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热潮。为了抵制日伪币,解决市场辅币缺乏的难题,兴县政府于1939年发行了“兴县财政局一元流通券”。该券票面为横式,正面黑色,四角有“壹”字,中央图案取景于兴县,下端印有“通用县币”字样,说明该券属于地方县级流通券。

　　文水县地方金融流通券。文水县位于晋中地区,在太原西南方向。1937年11月上旬,太原失守后,抗日武装力量开始撤出太原,转入临近的文水、交城县一带,配合八路军一二〇师,继续坚持抗日运动。1938年4月,交城山米家庄成立了文水县抗日民主政府,顾永田为第一任县长。随后,县抗日民主政府派出工作团分赴全县四个区,宣传贯彻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对旧政权进行改造,建立区、村抗日民主政权。

　　在此期间,文水县抗日民主政府为了发展当地经济并整顿混乱的金融市场,同时也为了抵制日伪货币并解决找零难题,发行了“文水地方金融流通券”,主要有一角、两角、一元这三种面值。三种流通券设计风格统一,且均在票面左右两侧标注有“农田一亩、担保一元”八个字,这是为确保“流通券”的实施,县政府作出“流通券”用地亩担保的规定,一元“流通券”相当于一块银元,每亩农田担保一元。流通券的发行,迎合了当时抗日根据地的市场需求,为贫困农民还债、赎回土地、购置农具等提供了条件,不仅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而且抵制了阎锡山政权蓄意制造的封锁和摩擦,支援了根据地建设。当时,老百姓中流传着这样的民谣:“顾县长真能干,组织发放流通券,打坝修渠都顶用,还债赎地起作用。”

　　西北农民银行币

　　太原沦陷以后,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兼晋绥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开始动摇,表面上坚持抗战,而暗中早已通敌。1939年12月,阎锡山借机向晋西北抗日决死队发动袭击,制造了震惊全国的“晋西事件”。1940年2月,八路军一二〇师主力从北岳区返回晋西北,成立由贺龙同志任书记的晋西北军政委员会。为了进一步切实解决晋绥边区的经济困难,经中共中央和晋西北行政公署批准,在兴县农民银行的基础上筹建西北农民银行,主要负责晋绥边区的货币金融工作。经过短期准备,西北农民银行于1940年5月10日正式成立,银行经理一职仍由刘少白同志担任。

兴县产消合作社伍角代价券。(资料图片整理 方华)

　　抗战时期,革命根据地经常面临财政困难,合理发行货币是解决该问题的有效途径。西北农民银行先后发行了五分、二角、五角、一元、二元、五元、十元、五十元、一百元、五百元这十种面值的票币。这些纸币设计简明、风格独特,正面主景内容大都取自西北地区自然、人文景观,同时还带有生产劳作的场景。在发现的钱币实物中,1940年一元券比较特殊。该券正面上端题名“晋西北农民银行”,比其他券别行名多出了一个“晋”字,甚至还发现使用毛笔将“晋”字涂抹掉的现象。故有学者推测:由于晋西北是晋绥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兴县农民银行在改组的时候,最初可能拟定行名为晋西北农民银行,并以此设计了相关票币。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变化,晋绥边区快速壮大,此时建立西北农民银行统管整个晋绥边区的条件已经成熟,因而不必再建立晋西北农民银行。现在发现的“晋西北农民银行一元券”当属临时设计的样票,由于未做公开发行,存世罕见。

　　为了粉碎日军的经济封锁,稳定根据地的货币金融秩序,西北农民银行币发行之后与市面上流通的日伪钞票、法币、银洋展开了坚决的斗争。根据地军民一律禁止使用伪钞和银洋,法币只允许保存,不允许流通。1942年底,法币也被禁止使用,西北农民银行币成为根据地唯一合法的本位币。此外,西北农民银行币的发行不仅是晋绥革命根据地的重要财政来源,还为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提供了巨大的财政支援。1946年,晋绥边区支援中共中央土特产药品折款7亿元;1947年,支援中共中央经费55.7亿元。

　　1947年秋,解放战争进入了战略进攻阶段,为了适应形势发展,晋绥边区与陕甘宁边区统一为西北解放区,西北农民银行与陕甘宁边区银行合并,仍称西北农民银行。1948年12月,由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为中国人民银行。第一套人民币发行之后,以2000元西北农民银行币折合1元人民币的比价进行收兑,西北农民银行币也正式完成使命,光荣地退出历史舞台。

　　(作者彭婉颖、朱安祥,单位系河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