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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三千年青铜文化在回响

发稿时间:2022-09-02 10:10:00 来源: 光明日报

铜陵金牛洞古采矿遗址 卞冬梅摄

铜陵城市铜雕《丰收门》 资料图片

唐代盘龙纹镜 安徽铜陵博物馆藏

  铜及其衍生出的青铜文明,在物质资料和社会意识双向层面,深度参与了中国大历史的构筑。而铜陵这座城市与铜、与青铜文化之间,被历史和现实牢牢拴住,不能分开,直至当代。“铜为物之至精”,体会铜与铜陵的因缘际会,仿佛穿越时光的年轮,得以打捞中国历史中的青铜印记,回想中华青铜文明的博大精深。

  

  唐玄宗天宝十四载秋,李太白54岁。

  诗仙以鲲鹏自喻,只为和风而起,扶摇云霄。24岁便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匆将一生交付沧溟万里,浩渺天地。此番他历金陵、扬州,再顺江而下,来到安徽境内,秋浦河畔。诗仙已届天命,不知仍否记得,当年蜀中大匡山大明寺大雄宝殿前,白衣少年剑眉高耸,虎眼炯炯,伴着晨钟暮鼓,长剑飞动?剑气所到之处,银光乍起,矫若飞龙。最是岁月抚人心,最是时间薄情意。御用文人的活计厌倦了,纵酒昏秽的日子不想再过,诗仙决心遁入方外,做一场逍遥游。延陵剑不见,银鞍马难寻,客游秋浦,迎接他的是隐居石门山桃花坞的好友——高霁。

  秋日秋浦河,江天一色,空水澄鲜,群鹭翔集,沐猿嗷鸣。二人摇轻舟荡小楫,观眼前景,听自然声,话诗与酒,畅快淋漓。不知不觉,日头不见踪影,河面漆黑一片。江水浩寂,月辉清冷,二人收拢兴致,预备登岸归家。不料水路一转,河岸忽现一村,紫气升腾,火光冲天,照得眼下恰若朗朗白日。诗人兴致又起,随即系缆弃船,决意前去瞧个究竟。

  行至村前,发现村名唤作百炉庄,“炉”乃冶炼青铜的熔炉。眼前是好一幅寒夜冶炼图:火苗在炉灶里上下腾跃,一炉火便是一星光,百家百户百炉之火,星光点点即成星辉斑斓。火光也被抛上了天,映红暗夜冥空,映红冶炼工人的脸。工人们抱柴添火,拉动风箱,凝固铜水,灌入模具,锤打固型。手抬手落间,火星随之四溅,红光荧荧,仿若山间飞出成群的萤火虫。偶尔一个蹦到胳膊或是手背,烫起水泡,也不以为意。

  众人全神贯注,腆胸叠肚,头也不抬,任由汗珠滚在额头连缀成线,再啪嗒啪嗒,顺着脖颈滚落到身上。嘴里的号子唱个不停,你一句我一句接连着喊唱。山野间没有舞台,风箱呼呼就是伴奏,铁锤铿铿就是和音,清风明月就是观众。众人一句咬着一句,唱得山川震动,诗仙的心绪也跟着沸腾。工人唱了什么,无人记录,诗仙挥笔写就的《秋浦歌》,却把这个声光绚烂的夜晚留了下来:

  炉火照天地,

  红星乱紫烟。

  赧郎明月夜,

  歌曲动寒川。

  后据郭沫若考证,这是中国古代唯一一首描写冶铜工人的文学作品。彼时秋浦,正属古铜陵地区。李白诗作以瑰丽想象著称,或许有人以为,诗中的“紫烟”是诗人的浪漫主义笔法。实际上,诗人只是把当夜的所见所闻秉笔实书。刚由地底开采出来的纯铜,质地柔软,常温下即呈紫红色,带金属光泽。连白发都能抻出三千丈的李白,在这个夜晚,的确为眼前壮观的劳动场面所震撼,震撼到忘记调动旺盛的想象和夸张的修辞,把诗作得一点都不“李白”。

  李白所见这寒夜冶铜盛景,在铜陵并非一时一地之景象。翻阅方志,回望过去,不经意发现,一座城市竟能与一种金属元素两相胶合,如此紧密。铜不仅是造物主赐予铜陵的天然矿藏,成为城市的财富发动机、历史助推器,以更辽远的视角看,铜更是这座城市带有根脉意义的文化图腾与精神象征。

  以诗证史或许失之偏颇,考古发掘证据确凿。铜陵博物馆所藏2010年发掘于铜陵钟鸣镇师姑墩遗址的与铜相关的各类遗存,包括炉渣、炉壁、铜器、铜块、铅锭、陶范和石范等,经碳-14测定年代和树木年轮校正,最早的遗物年代可追溯到夏代晚期。那些大大小小的黑块头,小的几寸见方,表面坑坑洼洼,布满孔洞,像是小孩子的手指摁在橡皮泥上。最大的一块足有大半人高,像是遥远天外降临地球的陨石。

  夏代中国,华夏国家文明星芒初露,这些黑黝黝的炉渣和铜块即已从先民手中孕育,而追认它们的缘起,更是要把时针拨到太古。得益于长江中下游冲积平原与皖南丘陵山区交接碰撞,深埋在地幔深处的高温岩浆,遭受地壳运动压力,顺延薄弱地带侵入地壳,或沿着构造裂隙喷出地表。岩浆起初炽热黏稠,聚起的势能却足以熔融大地。待到热情退却,岩浆冷凝,不同温度条件下,钨、锑、铜、铅、锌……这些地质运动造就的精华便一一成形,在地心深处找到归宿,静悄悄等待后人采掘。

  古铜陵的采矿人,开采铜矿作何用?博物馆展出的小件铜器遗物,多是铜镞等兵器。导览词介绍,与先秦时期的著名铸铜遗址,如安阳殷墟、偃师二里头等官营作坊相比,铸造它们的合金类型繁杂,砷铅锡铜四元合金都有。中原地区是华夏文明起源之地,政治统治中心所在,用料优中选优自然不难理解,偏安一隅的师姑墩,铜料配比并无严格要求也在情理之中。

  汉代以前的先秦时期,铜资源便是历代王朝争相追逐和极力控制的目标。除了古铜陵地区,湖北的铜绿山、山西的中条山、江西的铜岭,都是铜资源聚集的战略要地。铜绿山矿冶遗存中的竖井、平巷、盲井、斜井……纵横交错,层层叠压,靠木制榫接方框支架维护,最早可追溯到春秋。黄河、涑水河间的中条山,郦道元在《水经注》中称道:“奇峰霞举,孤峰标出,罩络群泉之表,翠柏荫峰,清泉灌顶。”据考古学家推测,夏商时期,也许先人们聚在中条山一带,采掘铜矿,炼铸生产。山西夏县发现的铜凿、铜镞和面范,侯马发现的东周铸铜遗址,紧邻黄河和中条山的古虢国墓地出土的西周铜器,皆为明证。至于江西九江幕阜山东北角的铜岭铜矿遗址,经考古学家五次发掘,出土炼渣总量有10万吨。其他遗迹有工棚、选矿场、露天采坑、槽坑、材料加工场、围棚等。遗物有采掘、提升、装载、运输、淘洗、照明、排水等工具以及生活用具。遗址保存之完整、内涵之丰富,让人叹为观止。

  看着眼前这些几千年前的铜镞,想象这些采铜矿冶历史遗存的昨日风华,岁月的风化让它们锐利尽失,浑身上下残斑点点。但前聚成锋、边缘成刃、后延倒刺的样态,还依稀可见,引人想象当年的将士是如何圆睁怒目,会挽雕弓,把它接合在弩箭上,穿过如雨的马蹄、如雷的呐喊、如注的热血,穿透敌兵的胸膛。

  战场上的打打杀杀、军士间的兵戎相见,青铜被血与火激发了暴力逻辑,从而充当维护国家安全的盾牌。李白在铜陵偶遇的场面,那些工人所炼之铜,或许也有一部分被送至军器监,被制成兵器送上战场。事实上,彼时的大唐,战争的风雷已在帝国后院鸣响。粟特人安禄山入奏,请以番将代汉将,又请调洛阳兵至蓟门。流连笙歌美人的唐玄宗一一准许。待叛军发兵自范阳南下,河北诸地尽陷,朝堂大为震动。叛贼反意已明,荣王李婉、高仙芝、哥舒翰、郭子仪、颜真卿……众将纷起,皆欲与叛军决一死战。穷兵黩武,或胜或败,历经贞观开元繁华盛世的大唐王朝,终于来到历史的峡口,向天堑深沟、荆棘恶土堕坠下去。

  说来倒巧,远离长安战火的古铜陵地区,与唐帝国缘分不浅,甚至一度成为国家的采冶铜业中心和铸币基地。翻开《新唐书·地理志》:“南陵,武德四年隶池州,州废来属。后析置义安县,又废义安县为铜官冶。利国山有铜,有铁……”用今天的话说,铜矿是国家重大战略资源,事关国民经济命脉和国计民生。唐朝时铜陵属宣城郡南陵县,设“铜官冶”,便是朝堂为禁止民间私采铜矿、私铸货币而将采矿铸币的权力收归中央。“利国山”更是玄宗亲下诏书,封古铜陵境内的矿冶之山铜官山为利国之山。深山里的铜料源源不断开采,或被铸成货币,进入市场流通;或被制成铜器,供王公把玩。这些亿万年前得益于地壳运动的金属,在铜陵这个小小的市镇被冶炼工人反复敲打淬炼,成为源源动力,支撑着大唐帝国八方来朝,繁荣着市井社会经济商贸。

  铜陵博物馆内还藏有一件唐代盘龙纹镜,镜背浮雕一龙,腾空而起,缭绕于云气之中。唐玄宗恰有一首《千秋节赐群臣镜》,中云:

  铸得千秋镜,

  光生百炼金。

  分将赐群后,

  遇象见清心。

  玄宗所赐之镜,是否就是眼前这面?或是由铜官山出土的铜料打造?历史总会在一些细节之处,展现人力算计不得的蹊跷与乖谬。晚年的李隆基长居甘露殿,身边一众亲信皆被清洗,独剩君王一人顾影自怜。此番境地,再华丽的铜镜,想必照出的也是个愁云惨雾、郁郁寡欢的模样。

  人生的忧郁,李白无从领会。此时他身处烟雨江南,未被战争的腥风血雨裹挟。诗仙敞开心性,弹拨艺术的琴弦,由衷赞美眼前的冶铜工人。李白是剑迷,吴钩干将莫邪时常挂在嘴边、写进诗里。题诗以后,他是否与高霁上前向工人讨铸青铜佩剑一柄?红星炉火已熄,不多久,青莲剑侠也在离此不远的当涂追月而去。让人感喟的是,幸有乘月而行的一晚,才让那炉火、那缕烟,写进了历史,被后人铭记。

  

  送走了大唐的炉火和风烟,有宋一朝,铜陵迎来了宋诗的“开山祖师”梅尧臣。梅尧臣是安徽本地人,老家宣城离铜陵不过百余公里。宣城古称“宛陵”,后世便尊称梅尧臣“宛陵先生”。皇祐五年,梅尧臣本在杭州永济仓做监官,主管粮仓事务。是年母亲病逝,便解官归乡,扶母亲灵柩回宣城守制。路过铜官山,当矿山深处传来日夜不息的凿山采铜声时,诗人虽尚在丧母之痛中,仍按捺不住心悸,写下《铜坑》一诗:

  碧矿不出土,

  青山凿不修。

  青山凿不休,

  坐令鬼神愁。

  好一句“坐令鬼神愁”啊!采矿的工人裸露着青铜色的身躯,与山岩通体一色,他们手持金属采掘工具,躬身俯卧在黑暗狭长的矿坑中,艰难地挥动着双臂。他们一锤一凿攻击山岩,仿佛也在攻击自己的躯体。身体是采矿人寄予生存希望的最大本钱,挥动臂膀举起铅锤,也是在搅动生活。陶渊明有诗云:“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人体的最终归宿在大山深处,这些采矿的工人理应体会得更早更精。

  忽想起古希腊雕塑,十分擅长为雄强有力的身体塑形,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健硕的身体又再次回归艺术家的视线,成为艺术家审视的对象。那些竞技体育场中的运动健将,或是《旧约》神话中的英俊王子,多少带有艺术家讴歌力量与人性的美而刻意附加的魅力。若是米隆或米开朗基罗,穿越到宋朝的铜陵,像梅尧臣一样见到采铜的场景,再将之诉诸雕塑形象,想必较之于流传后世的《掷铁饼者》和《大卫》,也不会失色。

  宋诗很有意思。在华丽的唐诗的荫蔽下,宋诗仿佛失去很多阐释的空间。人们似乎觉得,唐诗才是天才诗人们逞才使气的天地,宋诗就是玄经义理的枯燥图解罢了,怪不得鲁迅说:“一切好的诗,到唐代就已经做完了。”我相信钱钟书的论断:“诗分唐宋,唐诗以风情神韵擅长,宋诗以筋骨思理见胜。”读唐诗像是吃荔枝,一颗剥开入口,晶莹剔透,满颊生香。读宋诗像是嚼橄榄,初入口清苦干涩,回甘却在咀嚼之后,值得花时间让口腔与之慢慢厮磨。

  梅尧臣开宋诗风气之先,曾激烈反对雕润密丽、辞藻华美的西昆体,主张诗歌要作得平和冲淡,朴实蕴藉。《铜坑》一篇短短四句,平淡了三句,诗人还是忍不住在最末句枨触万端,兴尽悲来,为采矿的工人们怒号:哪怕是鬼神见了也愁怕。没有大规模工业介入的手作年代,我们借了梅尧臣的同情之眼,将这采矿的人的苦与难,仔细瞧了一过。

  采矿工人的辛劳并没有付诸东流。他们的千锤万凿,凿透了山体里的矿脉,也凿出了一个世俗世界的繁华与锦绣。铜陵作为沿江古矿区,伴随着对铜矿的开采、冶炼,铸造业高度繁荣,商贸经济高度发达,城镇里的百行千业,随之迈向中兴,一个成熟的市民商贸社会,在此形成。如今铜陵江边已是国家历史文化名镇的大通,是这段繁华岁月的见证者。据北宋元丰三年《元丰九域志》记载,“州东北140里,五乡,大通、顺安二镇”。大通濒临长江,南来北往的货物在此递运集散。如今走在古镇大通的红麻石板街,看着临街粉墙黛瓦的小门面,还有自带美人靠的临江吊脚楼,似乎还能想起当年那个商贸辐辏、经济富庶的兴旺景象。有杨万里的诗作《舟过大通镇》为证:

  淮上云垂岸,江中浪拍天。

  须风哪敢望,下水更劳牵。

  芦荻偏留缆,渔罾最碍船。

  何曾怨川后,鱼蟹不论钱。

  风急浪高,水拍江滩,雾气蒙蒙,险象环生。纤夫缓慢地拖动船只,密集丛生的芦荻花,偏偏牵留住船上的缆绳。多到“不论钱”的鱼虾蟹,在渔罾里跃动,阻碍船只前行。杨万里的观察准确细致,下笔处处皆是可见可信的画面。叫人好奇的是,杨万里舟过大通、悉心记录后,是否会发出疑问,这个偏安江隅的小镇,怎会有这一派繁荣景象?

  翻开史书,原来还是得益于技术的进步。宋代的矿冶技术产生了水法冶金的应用,即所谓的“胆水冶铜法”。“以生铁锻成薄片,排置胆水槽中浸渍数日,铁片为胆水所薄,上生赤煤,取刮铁煤,入炉三炼成铜……”这段《宋史·食货志》中的记载,清晰还原了胆水冶铜的全过程:利用金属铁从含有铜化合物的溶液中置换出铜,然后刮取经烹炼得到铜锭。看似要在现代化学实验室里才能完成的化合分离反应,居然在遥远的宋代就能实现。

  英国的李约瑟博士一直好奇,为什么中国古代的科技如此之发达,近代科学却没有在中国古代诞生?真正意义上的物理学、化学革命都是发端于欧洲,继而引发工业革命,带动生产力变革,缔造现代社会。其实,从古铜陵地区的“炼铜法”即可看出,中国古代真正发达的是应用技术体系,一项技术的成功与否,并不取决于科学家们在实验室里一次次来回试错,而在于这项技术是否能够应用于实际的劳动生产中。科学遵循的是不撞南墙不回头逻辑,一次不成再试一次,不成功便成仁。技术遵循的是效用和功能逻辑,就像“胆水冶铜法”,要的只是铁在溶液中置换出铜,至于铜与铁在溶液中发生的是什么反应,至于现象背后因果链条,熟练操作的技术工人们不置可否,从不追究。

  以今天的眼光看,李约瑟实际混淆了科学与技术的概念。他囫囵吞枣地把科学与技术混合在一起分析问题,概念的混用带来逻辑的混乱,殊不知二者表面确有相关,根底却判若云泥。李约瑟晚年像一个皓首穷经的发掘者,一直在中国古代的科技文献中爬罗剔抉,打捞出不少藏在史册里中国古代科技的多个“世界第一”。可惜的是,李约瑟应该没有读过《宋史·食货志》中这段记载,更没像梅尧臣一样,看到这愁煞鬼神的采铜景象。要是如此,他对中国古代的科技成就,应该能加深一层认识吧。看来,还是陆游的诗说得有理: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宋朝铜陵的繁华盛景,技术的推动一马当先,若是放宽历史视界,会发现这是中国的经济重心逐渐南移,南方经济声势浩大的合唱中一段清婉的小插曲。自东汉末年始,大批北方的百姓为了躲避战争、寻求安定,开始向南迁徙。农耕自然经济年代,人口就是生产力,人口的多寡决定着地区生产力的高低。《三国志》里关于东汉末年北方战乱的场景有这样的记载:

  凡坑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自是五县城保,无复行迹。

  于是乎,中国历史便开始了第一次人口向南大迁徙。宋朝以前,这等规模的迁徙,还曾有过两次:一次是衣冠南渡,一次是安史之乱。到了宋朝,南方的人口已超过北方。梅尧臣主监的永济仓,就是南方有名的粮仓。南宋时期,南方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粮仓。精耕细作的耕种、河道纵横土地丰腴的平原腹地、稻麦一年二作制、温润的气候、新物种的引进,当然还有劳动人民的勤劳肯干……一个个有利的砝码都促使南方整体的经济产量蒸蒸日上。江南的富裕与雅致,深处皖江地区的铜陵,自然也分得一杯羹。

  可惜,好景不长。宋金对峙开始,战争频繁发动,矿冶急剧衰落,铜矿产量猛跌。金人的连年侵犯,更是让官办的铜矿开采和冶炼业陷入停滞。南宋绍兴年间铜产量每年仅1389斤,记录在《宋会要辑稿·食货》里这个少得可怜的数字,很能说明问题。等到元代的矿冶加倍受到战争重创、明代的封坑闭矿开始施行,古铜陵采铜、炼铜、铸铜的辉煌景象,就湮入历史的风烟里,不再被人记得。走入近代,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破坏更为彻底。新中国成立前夕,铜陵矿区仅留有巷道400余米,多数已坍圮,沦为山中废墟。千年前,诗仙歌咏的铜官山,红星紫烟不再,炉火天地暗暝。宛陵先生赞叹过的千锤万凿和青山碧矿,皆成一片荒凉。

  

  铜陵的历史渊源与文化积淀如此深厚,铜陵与铜的紧密连接,竟能持续千年不衰。一座城市与一种金属,就这么被历史和现实牢牢拴住,不能分开,直至当代。

  新中国成立后至今,铜陵创造了新中国铜工业的多项“第一”:第一座机械化露天铜矿在铜陵设计建设,第一个现代冶炼工厂在铜陵建成,第一座掌握了氧化矿处理技术的城市是铜陵,铜陵炼出了新中国第一炉铜水、产出了新中国第一块铜锭、诞生了中国铜业第一个上市公司,电解铜产量多年保持全国第一……这样的成绩累加在一起,说铜陵是新中国“铜工业的摇篮”,也名副其实。

  走进了最新最先进的铜材料生产车间,一卷卷铜箔在精密仪器的操作下有序滚动。一根头发的直径约为60微米,而生产线上的铜箔,厚度不到发丝直径的十分之一。这种薄度的铜材料,对锂电池提升抗拉强度、提高能量密度非常关键,如今火热的新能源、集成电路,就要大量用到。与铜箔的重要性相比,研发也是一个过五关斩六将的艰难历程。只有在实验室里进行成百上千次试验,在上百种添加剂中找到一两种提升铜箔延伸率的添加剂,再结合高温时效处理工艺,才能生产出合格的铜箔来。

  梅尧臣对古代矿工采矿景象的描写,重新回到脑海里。在古代社会,工人们采矿凭着浑身蛮力和手中的斧凿,冶炼靠的是铁片胆水,千次万次重复。科技昌明的今天,铜陵的矿产资源面临枯竭局面,但技术的进步化危为机,智能数控技术、配套制酸技术等新技术的采用,让铜的冶炼更加绿色、更加环保、更加高效。而像铜箔这样的铜材深加工产业集群在铜陵崛起,彰显的是铜陵“抓住铜、延伸铜、不唯铜、超越铜”的产业升级变革的壮志雄心。

  “铜为物之至精”,体会铜与铜陵的因缘际会,仿佛穿越时光的年轮,打捞中国历史中的青铜印记,回想中华青铜文明的博大精深。司母戊大方鼎、杜岭方鼎、妇好鸮尊、四羊方尊……这些震古烁今的镇国重器,维护着宗法结构,奠定了礼乐制度,更将国家、王权、贵族和财富的象征意义,收纳进奇异的纹饰、典雅的铭文和炫丽的美学气质。承载礼制与政治功能以外,铜的经济实用功能也一直与历史的进程相伴相随。秦朝的铜铸圆形方孔半两钱,为后世简化币制、统一国家和人民的经济生活做出范例。两汉的五铢钱,枚重五铢,形制规整,重量标准,实现了中央对货币铸造权的集中统一。自唐朝始,开辟新纪元的铜币“通宝”,便不再以重量为名称,改为“通行宝货”,并冠以朝代、年号或国名。南唐的“大唐通宝”“唐国通宝”、宋“太平通宝”、明“永乐通宝”、清“康熙通宝”……这些换算便利的新衡制,在钱币铸造的形制和重量上,更适合商品经济的发展需要,是中国历史进程中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逐渐扩大的产物。铜及其衍生出的青铜文明,在物质资料和社会意识双向层面,深度参与了中国大历史的构筑。

  铜陵义安大道中段有着一尊醒目的城市雕塑——商周青铜壁。青铜壁中复制了一件1979年出土于钟鸣镇的兽面纹大鼎,大鼎敞口平沿,方唇鼓腹,腹部雕饰兽面纹,足膝部有两道箍形圈饰。雕饰线条简练而豪犷,鼎腹部三组兽面纹饰将饕餮纹变形肢解,突出了兽面的双目,更显出大鼎的肃然巍峨,气象庄严。翻开上古神话,黄帝铸鼎成仙,刻地理形势与珍奇异兽于鼎上;禹铸九鼎,以象九州,既定赋税,万国遵从。兽面纹大鼎把守着李白和梅尧臣们来过的城市,笑迎八方客,仿佛在说,不来铜陵,真不知3000年青铜文化如此绚烂!

  (作者:康岩,系人民日报编辑)

责任编辑:赵琳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