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彦凝

　　4月4日，北京人艺原创话剧《永定门里》再度登上首都剧场的舞台。该剧由锦云编剧，唐烨执导，中青年演员担纲。故事从警察肖大力和特务冯静波数十年间的较量切入，浓缩呈现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北京城的变迁。全剧将写实与写意的舞台语汇巧妙融合，是一部具有鲜明人艺特色的京味儿戏，也是一次艺术表达上的新尝试。

　　一个洗不掉身份 一个放不下使命

　　话剧《永定门里》改编自张策的小说《无悔追踪》，部分情节取材于1995年史建全编剧的电视剧《无悔追踪》。从小说改编的戏剧在舞台上并不少见，但对已有经典电视剧在前的故事再行改编，着实具有挑战。受制于演出时长、舞台空间等戏剧特性的限制，如何在阐明故事脉络的基础上改出新意，是剧作家必须面对的功课。

　　北京观众对人艺的《茶馆》《龙须沟》《小井胡同》等京味儿话剧如数家珍。这些经典作品植根于京味文化，形成了聚焦于一个特定空间、以现实主义手法呈现，通过人物群像的悲欢离合折射时代变迁的成熟模式。

　　从剧名来看，《永定门里》承袭了人艺的这个传统，讲述的是北京南城的故事。但令人惊喜的是，谍战剧与京味儿戏的双重特质被巧妙融合在一部作品中。编剧锦云并未因循这两类作品的叙事传统，而是将戏核放在了警察肖大力与特务冯静波这对共生形象上，不仅捋清了表面的矛盾纠葛，还将人物内心的挣扎激变直观地呈现给观众。

　　“神剧”与短剧的流行，让快餐式的符号化人物在各类艺术作品中层出不穷。但我们应当认识到，具有丰富意蕴和多元阐释空间的艺术形象，绝不可能是单一而悬浮的人物。锦云曾说：“生活本身是多义的，我力求囫囵个儿地写生活；生活中的人是多面的，我力求写出复杂的灵魂。”因此，无论戏份多少，《永定门里》的每个人物都是鲜活立体的，不是非此即彼的、扁平的，哪怕着墨不多的角色也承载着编剧数十年的生活积淀。

　　《永定门里》从新中国成立之初讲起，国民党特务冯静波接受了潜伏静默的任务。他本欲借戏校文化教员的身份作掩护，却被民警肖大力看出破绽，两人由此展开了数十年的较量。尽管此后冯静波没有做过一件害人的事儿，也被新中国焕发的蓬勃生机所感化，但因为一句“士为知己者死”的誓言，他进不得退不得，始终困在所谓的忠义与道德的枷锁下。肖大力则是个“一根筋”的警察，数十年如一日坚持追查，只为证实冯静波就是“特务5182”，即便自己反被诬告收监，甚至牺牲了妻子的性命和儿子的前途，他仍然放不下使命。

　　冯肖二人似乎选择了两条相反的道路，但因命运捉弄形成的身份错位，让冯静波成了“模范”，肖大力被打成了“特务”，这又把他们抛入了相似的矛盾境地。尤其是二人互换身份审讯的一场戏，表面看是冯静波在审问肖大力，实际则是肖大力通过试探性的回答拷问冯静波的“本我”，强烈的戏剧冲突下蕴含着荒诞感。人物处境的倒置和两人互为镜照的执念，使本剧的主题上升到了存在与精神的层面。通过这对惺惺相惜的冤家，追问人生的意义，叩问信仰的价值。

　　注入生命感悟 赋予作品灵魂

　　《永定门里》首演于2024年5月1日，遗憾的是，北京人艺老院长、本剧的编剧锦云，在演出的一个多月后去世。作为锦云的收官之作，《永定门里》经历十余年打磨才搬上舞台，或许可以视为他艺术风格的一个总结。纵观锦云的创作历程可以发现，本剧在题材选择、艺术手法、叙事结构及台词语言等多方面，都沿袭了他一贯的风格。

　　锦云说他写戏有三种情况，“要我写”“我要写”和“他/她要我写”。第一种是受人之托，第二种是自己愿意去写，第三种则是被某个人物所吸引，情不自禁地投入创作。当年锦云动笔写《永定门里》，本是剧院领导布置的一个创作任务，但优秀的剧作家能够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将自己的人生体验注入到作品中，赋予其灵魂。

　　锦云自幼爱好戏曲，1952年赴京求学后，寓居在永定门内、天桥附近，对北京南城风物有着深厚的感情，也深入接触了这一带聚集的传统艺人。因此，《永定门里》不同于聚焦肖大力、冯静波两人关系变化的小说，也不是像电视剧那样围绕警察局与惜阴学校铺陈故事，而是将培新戏校与胡同杂院作为核心背景，扩展出一幅清明上河图式的社会全景风貌。

　　同样，艺人演员也是锦云着墨颇多的群体，他在《阮玲玉》《风月无边》等作品中都刻画了有血有肉有骨气的艺人形象，《永定门里》的京剧名伶言雪艳亦复如是。有心的观众或许已经发现，言雪艳身上有梅派旦角言慧珠的影子。在因一首诗引发的风波里，言雪艳替冯静波顶下罪名，她有一段独白批驳“婊子无情，戏子无义”的世人成见，可谓掷地有声，她要为自己正名——戏子有情有义也有胆。

　　正是这样一个戏份不多，却如烟花般绚烂的人物，承担了代剧作家立言的重任，让她瘦削轻盈的身影显得格外有分量。唯有熟悉，唯有热爱，锦云才能通过艺术的直觉和生命的感悟创作出“动人无际”（语出自王夫之《古诗评选》）的作品。

　　传统戏曲不仅是锦云的创作题材，也深深影响着他的创作风格。他在1986年创作的《狗儿爷涅槃》是当代中国话剧探索的重要作品，自那时起他就从戏曲中借鉴了跳进跳出的手法，用以丰富人物的心理空间。这一手法到《永定门里》中已然臻于化境，冯静波决定将赠剑扔进炼钢炉之时，一段完全抽离他此刻身处时空的内心独白，放大了这一极具象征意义的舞台行动，将他内心价值观的崩塌瓦解展现得淋漓尽致。

　　同时，该剧还延续了锦云《狗儿爷涅槃》《阮玲玉》等作品一以贯之的时空观念，戏剧结构不受“三一律”限制，强调舞台的假定性，汲取了戏曲“分场”的形式，使时空自由流转变换，打破了传统现实主义戏剧较为固定的空间和单一的线性时间。例如本剧第一场戏，先是肖大力在派出所门前向马局长汇报，称由立正的动作怀疑冯静波是特务；紧接着，“另一光区”中阎殿昆正在向冯静波交代潜伏任务，冯静波立正敬礼。两组毫无现实关联的时空通过“立正”这一线索，自然流畅地衔接起来，清晰灵动地交代了人物身份，展现出舞台的自由。

　　写实够真实 写意不刻意

　　显然，虚实相生是《永定门里》的一大特点，但对于以现实主义风格见长的北京人艺来说，该剧不失为一次兼具新意与挑战性的创排实践。如何平衡写实与写意，让写实之处够真实不笨拙，让写意之处不跳脱不刻意，导演唐烨交出了一份优秀的答卷。

　　如前文所述，流动多变的空间使该剧不适合沿用《小井胡同》《全家福》等北京人艺以往的现实主义京味儿戏的布景方式。这类作品往往把所有地点的布景都真实搭建出来，略显同质化。唐烨导演希望能给观众带来全新的视觉体验，构建了由围墙和胡同组成的双层转台，不仅实现了不同场景的高效转换，还促使观众在舞台的流光中产生遐想。

　　在舞台呈现中，导演抓住了“剑”这一核心意象，将人物的身份、权力的隐喻、内心的激荡，以及具有破旧立新意义的焚剑之举，都熔铸于这件道具上。于冯静波而言，这把剑曾是“平日里得不到的赏赐”，后来成为他特务身份的象征，最后是如“催命符”“追魂鬼”般的存在，这前后产生的剧烈转变，是时代洪流下渺小的个体难以预见和把控的。《永定门里》的思想性在于人对命运变幻的被动感，几乎每个人物都被无端地抛入了矛盾的境遇：冯静波焚毁了剑也无法根除心魔，彻底融入新社会；肖大力心中深埋着“抓特务”的执念，他放不下职业的使命感，也无力反抗被判入狱的境况；刘亚琴困于警察妻子的身份认知，无法承受忽然的变故、外界的流言和信任的崩塌，再也无法面对这个世界……这些对人的存在及人类困境的思考，正是这部作品现代性之所在。

　　更值得一提的是，唐烨导演给宏大的人生命题以乐观、生动的支撑，她仍然关注着“生之乐趣”，为《永定门里》增添了温情与欢乐。比如第二幕中，冯静波与肖大力夜间互相试探、暗中监视，次日一早又在诙谐的音乐中同频洗漱，装作无事发生，这场戏为人物性格增加了笨拙有趣的一面，引得观众频频发笑。还有全剧的最后一场戏，年迈的冯静波推着轮椅上的肖大力，两个斗了半辈子的对手凝望着一处处老地方、一位位旧相识在舞台上缓缓流转，一切都停留在美好而富有生机的时刻，仿佛一段蒙太奇的梦境，给予观众无尽的回味。

　　“永定门里”既是故事发生的地点，也是锦云曾经生活过的地方，承载着剧作家的热爱与情怀。导演在二度创作中同样巧妙运用了“永定门”这个意象，开场前将旧城楼的照片投射在幕布上，舞台布景将其作为胡同背景的一部分，演出散场后，观众看到的则是当下新城楼的影像，营造出时光流转、余韵悠长之感。一头一尾、一旧一新，两个城楼遥相呼应，时代在变，人也在变。供图/北京人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