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版十三行陆鼎晋跋本，原色仿真复制册页 资料图片

　　朱明《碑帖述影录：名碑善本校读补记与印本综述》共收录64篇、69种碑帖，以图文并茂的形式，根据影印的碑帖出版物对所收录的69种碑帖完成了校读补记，并对这些碑帖影印本的各种版本加以描述、分析和比对。书中所著录的碑帖，均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碑帖。这些碑帖的“真身”大多被收藏在各大博物馆，即使偶尔在一些由博物馆举办的展览中见到它们的身影，也终究只能隔着展柜和隔离带窥见一个侧影而已。幸运的是，许多经典的碑帖都通过影印技术印制“分身”而广为流传，这是现代出版为碑帖研究带来的新契机。自影印技术流传到我国直至今日，不知出版过多少种、多少个版本的碑帖，该书正是对这一类出版物所作的系统整理和研究。

　　我国的文字或书于简牍帛纸，或刻于甲骨碑版，或铸于青铜吉金。人们在这些丰富的材料上记录着事件、传达着思想。为求能广泛传阅，除了最原始的抄写、临摹之外，人们还陆续发明了传拓、木版水印、影印等技术。在这个过程中，知识得以传播，艺术得以发展，科技得以创新，文明得以赓续。起源于魏晋时期的传拓技术，是先将纸紧覆在碑刻文字、青铜铭文上，打湿，利用纸的延展性将纸打进凹陷处，然后再用蘸了墨汁或朱砂液的拓包捶打凸起处的纸面，使其留下均匀的墨痕。等纸晾干后取下，就会得到一张留有清晰字迹的拓片。拓片不仅具有文献价值，而且因刊刻的文字往往为善书者所写，便有了欣赏和学习书法的价值。古往今来，诞生了诸多与传拓技艺密切相关的学问，如金石学、碑帖学等。

　　碑帖研究的大发展时期出现在清代。清代朴学兴起，促使文人访碑、拓碑活动盛极一时。诸如郑簠北游山东、北京，朱彝尊在广东、山西一带访碑，历时久远，成果斐然。与此同时，涌现了赵崡《石墨镌华》、顾炎武《金石文字记》、曹溶《金石表》、朱彝尊《金石文字跋尾》等重要的金石学著作。他们利用这些新得的拓片校勘文字、以证国史，将学术研究从晚明所崇尚的玄虚的心性研究推向了实证，也让古文字和古文献的研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与此同时，清代的书法史也以此为契机从帖学转向碑学。先是“扬州八怪”的金农在诗中写出“耻向书家作奴婢，华山片石是吾师”来表达自己的书法志趣，再是阮元写出《北碑南帖论》和《南北书派论》，继之而起的包世臣《艺舟双楫》、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纷纷将矛头指向被无数次翻刻和传拓而导致丧失本来面目的法帖，将从自董其昌之后颓靡不振的帖学引向了一个新的思路。这一时期，篆隶出现复兴，原本从未被当作书法范本来学习的“穷乡儿女造像”成了许多书法家的选择。

　　造成清代书法史这一转向的关键问题是，古代经典的书法真迹几乎被内府收藏殆尽，普通人很难见到，更谈不上用它们来作为自己学习的对象。随着影印技术传入我国，这一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清末杨守敬从日本带回了用珂罗版印刷的王羲之《丧乱帖》《二谢帖》和《得示帖》摹本的复印件，在国内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也就此掀开了国内用影印技术复制碑帖的序幕。

　　影印技术的广泛使用对清代以来的碑帖传拓和研究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使原本占据学术主流的金石考据之学成了一门冷僻的学问。加上重要的碑、刻帖和青铜器等文物被博物馆有效保护起来，普通人没有机会对它们进行传拓，访碑、拓碑也成为极少数人的业余兴趣，所访、所拓之碑的重要性也大打折扣。但碑帖的研究和书法的学习并没有就此停下来。人们迅速舍弃了访碑、拓碑及据此进行研究和临摹学习的传统方式，转向更容易获取、价格低廉、品质更好的印刷品。原本难得一见的书法真迹、优质的拓本，以另一种方式“飞入寻常百姓家”。

　　经年累月，碑帖的出版已经蔚为大观。我们在市面上几乎能购买到海内外博物馆珍藏的各种版本碑帖的出版物。一些经典的丛书影响深远，比如20世纪80年代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历代碑帖法书选》，遴选了近80种各大博物馆珍藏的版本优良的碑帖法书，其中的许多册成为书法爱好者的案头必备；2010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碑刻全集》，这是《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的一个版块，收录了国内外各大博物馆和私人藏家收藏的珍本、善本和孤本；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中国碑帖名品》，以书法史为脉络，汇编了100册历代优秀的书法作品；荣宝斋出版社出版《中国书法全集》，收录100多卷历代书法作品。除了国内的出版社，国外的出版社也纷纷加入，如日本的二玄社推出了60册的《中国法书选》，并以其纤毫毕现的高清印刷品质受到国内书法爱好者的喜爱。此外，针对不同人群，有着不同特点的字帖还在不断出版。有“高清放大本”，有可随身携带的“微缩本”，有仿原作形式装帧的版本，还有拆解成单个字的版本。各种版本琳琅满目，可供爱好者随意选购。

　　随着碑帖出版规模的扩大，碑帖研究也迎来了新的契机，可以主要归纳出以下三点：

　　第一，为不同版本的比较研究带来新契机。同一件碑刻，因为传拓的时间不同会有一些差异，先拓的字迹会更完整，后拓的则因为风吹雨淋、人为破坏等造成字迹的残损更严重，字迹的笔画也更趋纤细，失真严重，拓片版本的珍贵程度也随之下降。不同版本的比较是研究碑帖的基本功，但在影印技术被广泛应用之前，不同版本的碑帖收藏在不同的地方，不便于比较研究。现代出版让普通的读者都可以依据不同碑刻的出版物开展研究。许多印刷精良的碑帖“下真迹一等”，能很好地还原碑帖的细节。朱明此书在这一方面的优势尤为突出，如他对《石鼓文》安思远本、徐坊甲本、小天籁阁本、孙克弘本、徐坊乙本、王楠本、戚叔玉本、梁逢辰本等8种版本的比较，均依据出版物。

　　第二，为碑帖的精细化研究带来新契机。研究者可以手拿碑帖的印刷品反复查看，还可以通过各种不同的观察方式，如放大、缩小、剪贴、勾摹等，全方位、多角度地去研究碑帖上笔迹的形态、石花的形状、剪裱的痕迹、鉴藏的印章、古人的题跋和品评的文字等细节，从中体察到古人不曾感受到的细节，进而有可能得出不一样的结论。如朱明在研究欧阳询《皇甫诞碑》的过程中，将一张约拍摄于清末民初的《皇甫诞碑》照片与吴湖帆四欧堂本“務”字进行对校，得出“吴湖帆即以此本为底精工重装，改为每行八字，以晚拓补全展为二十开，而更在晚本基础上精心仿勾出‘務’字，以提升身价”的结论。

　　第三，为立体化、规模化的研究带来新契机。碑帖研究的指向或是文献价值，或是艺术价值。清代学者碑帖研究是以“以证国史”为目的的。随着大量碑帖出版物的发行，关于碑帖的研究也更为立体化，有的研究某个碑帖在历代的鉴藏情况及其流传序列，有的以接受史的研究方法关注某个碑帖在不同时期的接受情况，还有的将不同书家所写的碑帖排列起来研究其艺术风格的演变。一旦研究成果达到一定的程度，必然会产生规模化的效应，从而诞生新的学科。

　　当然，依据出版的碑帖印刷品进行碑帖研究也会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比如，印刷品常常以丛书的形式出版发行，丛书会追求开本大小的统一、印张的近似，出版方常常将一套书编辑出类似的面貌，这却背离了碑帖原本的样子。再比如，或是为节约成本，或是为产品有个好的卖相，或是书的责编不够专业，印刷品中普遍存在过度的编辑、调色、修图的现象，粗制滥造的印刷品也比比皆是，这会影响研究者的判断。因此，尽管会带来诸多新契机，研究者仍要仔细体察，以免掉进隔靴掻痒、盲人摸象的陷阱。

　　（作者：刘亚刚，系人民美术出版社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