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诗歌不仅是语言的艺术，更是生命体验的淬炼、文化根脉的延续与时代精神的映照。人工智能时代，诗歌如何保持生命力？师力斌的都市观察，帕男的流浪哲思，巴燕的草原叙事，给出了他们的解读：真正的诗歌生长在生活的裂缝处，隐藏在那些被忽视却从未停止歌唱的灵魂里。

　　——《中国青年作家报》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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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力斌：发现北漂诗歌的文化力量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郑欣宜 记者 周伟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北漂”并不是一个陌生的概念，但北漂诗人这一群体的存在，却并不被太多人所了解。他们像是散落在这座大城市中的星，日复一日，穿梭于地铁早高峰的人潮、城中村的灯光下和出租屋的一角。

　　2017年，师力斌和诗人安琪开始着手诗歌选集《北漂诗篇》的编选，至今已出版7卷，呈现出这一独特群体的文化想象和精神地图。抛开编选者的身份，师力斌自身同样从事文学研究和写作多年，对于诗歌理论与诗歌创作有着深入的思考，近日，他就此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年轻一代的诗歌将新经验带入文学

　　“关注北漂诗人群体，起因于北漂诗人安琪，她和许多北漂诗人的诗有独特的东西，触动人心。”师力斌说，编《北漂诗篇》一方面是出于文学史的考量，另一方面是出于文化生态的考虑。“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化生态偏于名人，忽略草根。北漂群体创作量非常大，但是发表平台很少，编一本《北漂诗篇》，不仅给他们提供一个发表的平台、展示的平台，还是诗歌年选的重要补充，记录他们的所思所想，极大丰富了北京城市文化，被业内一些人士誉为北京文化的新地标。”

　　保安、上班族、育儿嫂、画家、在读研究生、自由职业者……北漂诗人身份多样，相同的是一个“漂”字，“从城东到城西，从城南到城北，搬家是常事”。正因如此，搬家、租房、找工作、坐地铁，成了北漂诗歌的常见内容。接地气，有质感，真性情，这些正是师力斌眼中北漂诗歌的动人之处，“《北漂诗篇》的价值大于诗歌，大于文学，提供了文化学、社会学意义上的文本。像范雨素、小海等皮村文学小组诗人们的诗歌想象，非常独特，非常可贵”。

　　“客厅的一角／用两席帘子一拉／便成了我的住所／一张掉漆铁床／两个黄木柜子装载着／我的全部家当／我还是愿意挤出柜子一角／放一束永生花／那是一种不需要滋养／就能盛开的花／和我一样”。

　　《北漂诗篇》第七卷开篇，收录了00后诗人任何的组诗《光芒》，其中这首《永生花》写到北漂狭小的居所，朴实中见力量，师力斌认为其写出了“北漂生活的质感”。在这群新一代的年轻北漂人身上，他看到了“初来乍到的陌生与朝气”，也看到了“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

　　“诗歌史告诉我，年轻人是诗歌的生力军。名家都是从年轻过来的，发现推出年轻作家，是令人兴奋和有成就感的事。”师力斌说。

　　无论是《北漂诗篇》，还是由师力斌担任执行主编的《北京文学》，都不乏这样有才华、有灵气的年轻诗人。“年轻诗人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所谓的代际经验，像00后这代年轻人，和80后、90后很不一样，他们对于人生理想和人际关系的理解往往很直接，对于故乡好像又回到了70后那一代人。也许是因为流动性大，在他们的诗歌中，创业艰难、情感挫折、生活压力、劳资关系，这方面的反应更有质感，更尖锐。”师力斌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年轻一代的诗歌将新经验带入文学，丰富了当代诗歌”。

　　写诗是生命的需要，诗歌需要真情实感，也要讲究语言的艺术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写诗，师力斌已经在文学创作这条路上走了30多年。“青春年少写诗是出于荷尔蒙冲动，中年写诗是借题发挥抒发情绪，诗就相当于酒，现在呢，写诗是出于生命的需要，跟生活基本上融在一起了，不写难受。”

　　在社交媒体上，他几乎每天都会更新诗歌，或是抒发对某件事的思考与观点，或是写当日的所见所闻，“没有灵感时，就当日记写”。

　　编辑、评论家、诗人，多重身份让师力斌以更多元和深刻的视角看待文学，“编辑让我对错别字和行文啰嗦强烈过敏，从事批评让我对写作的期盼越来越贪婪。知道了文学的高度，就会不满足已有的海拔”。编选作品时，他重视艺术包容性，“喜欢百花齐放，不喜欢一枝独秀”。而对于诗歌，他最看重两点，一是真，真情实感，“是活生生的生活中的真情实感，不能装，装古人，装公主，装贵族，装隐士。大量用模板复制的诗倒掉了人们的胃口”；二则是语言，“要讲究语言的艺术，要对得起汉语诗歌丰富的传统，不能把浅俗、简陋当优点来炫耀”。

　　在师力斌看来，这也正是人工智能写作永远无法替代人类创作的根本：“AI带来的冲击力有点像炮弹，会把平庸的写作炸得粉碎，但对真正的写作，它可能就是一阵风。AI写出来的东西缺乏主体性，粗犷、堆砌、不聚焦，无法替代发自内心的那种优秀的写作，比如你写父母亲、故乡、内心，那是你的血脉、基因、指纹，AI它了解得没你多，这就是人的优势。关键问题是，我们对于文学和语言的运用是否到位，是否能通过准确、形象的语言把有特色有个性的自我经验写出来。这是文学的难度，也是人的优势。”

　　在《北漂诗篇》的后记中，他也多次提到独特生命体验于诗歌的重要性：“一首诗如果没有生命体验，它就很可能没有感染力。”同时他强调，生活经验不等于诗歌经验，有生活经验的人多的是，但是能写出好诗的人是少数。

　　“经验是需要转化的，转化是有秘笈的。提炼细节是其中一方面，需要留心观察，记录，也需要语言的提炼，运用。同样一件事，鲁迅说出来就是比我们好，语言的提炼运用起决定作用。”师力斌认为，诗歌与绘画、做饭、打拳一样，都需要训练，“诗歌里边有很多技术，很多传统，很多经典，需要学习借鉴”。

　　古诗和新诗存在着一脉相承的地方，师力斌长期研究杜甫，在2019年出版的《杜甫与新诗》中，反映了他对新诗理论与实践的思考。“我认为杜甫有5个方面可以作为新诗的参考，宇宙意识、家国情怀、人道主义、草根情结、高度的语言技巧。”

　　李白、杜甫等前人身上具备的品质，正是师力斌认为当下优秀诗歌创作者仍应拥有的品质。“思想境界、文化修养，尤其是对于语言的学习和掌握，要下的功夫非常多。同时，又讲功夫在诗外，除了文学，还需要政治、法律、经济、社会、历史、哲学等方面的知识修养。对年轻人来讲，也对所有诗人来讲，我觉得首先要敬畏诗歌，要努力学习前人，还要深入理解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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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燕·塔斯肯：用文字书写阿勒泰的深情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宋宝颖

　　“阿勒泰这个地方包括阿尔泰这条山脉，是我长期以来创作的所有文字和故事的背景。我们之间的关系就像大地生出了一棵树，树长满了叶，风一吹，哗啦哗啦，全是这片土地的声音。”巴燕·塔斯肯与阿勒泰这片土地，似乎有着天然的深厚联系。这里不仅是他的出生地，更是他文学创作的无尽宝藏。

　　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是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与眷恋

　　巴燕·塔斯肯出生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成长于诺改特村克兰河边的山脚下。在那里，巴燕度过了半农半牧的定居生活，这段独特的经历成为他生命的底色，深深地烙在他的灵魂深处。“我记事起，就在诺改特村，就在万物中。那些花草，树木，我第一次见到它们时，没有人告诉我它们叫什么名字，是什么东西。”他与万物一起生活，没有人定义它们，这是蒲公英，那是白桦树。“我自己靠它们的特点取了名字，白桦树叫眼睛树，蒲公英叫夏天雪……”爷爷和奶奶从不干涉他对世界的认知。他觉得它们是什么，像什么，那就是什么。巴燕回忆起童年时光，眼中闪烁着温暖的光芒。

　　“我和我的族人千百年来，游牧于祖国的边疆，在这条山脉中逐水草而居。故乡所有的花草，所有的高山流水，都在我的身体里绽放、流淌。随着时间这场风，一点一点变成我的散文，我的诗。”这种与自然亲密无间的相处方式，让他对阿勒泰的自然风物有着最直观、最深刻的认知。他能感受到每一朵花的绽放、每一片叶子的飘落，能听懂克兰河的流淌声中蕴含的故事。在巴燕的作品中，阿勒泰的自然之美被细腻地展现出来。无论是对克兰河的描绘，还是对河畔草木的刻画，都让人仿佛身临其境，感受到阿勒泰的宁静与质朴。

　　“生命很短暂，但当那些最美好的时光留在起点时，反而感觉时间是如此漫长，我只是回忆、叙述。那些过去所有缓慢的一切，山脚下的村庄，安静的生活，我不得不重新去寻找它们，并从中得到安慰。”巴燕的创作并非刻意去追寻灵感，而是源于对过去时光的眷恋。他用简单的词汇，书写着阿勒泰的故事，这些词汇虽然有限，但却充满了真诚与力量。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是他对这片土地的热爱。

　　在巴燕的作品中，有着对农田劳作和放牧生活的描写。半农半牧的生活，让他感受到了农民与大地之间更直接的情感连接。“农耕的人，是与大地有着更直接情感的人。同时农耕的经历也让我对汉族文化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能够与汉族同胞在面对土地、故乡、家乡等词上，产生共鸣。”这种跨文化的理解与感悟，丰富了他的创作内涵，使他的作品更具深度和广度。

　　与过去和解的方式，是爱与温暖

　　巴燕的文学之路，离不开家族的影响。他的爷爷是新疆农业大学建立初期的第一批大学生，但由于饥荒未能完成学业，从此当了一辈子牧民和农民。尽管命运多舛，但爷爷始终保持着对书籍的热爱。家中贫困，吃一碗挂面除了盐什么调味料也没有，但各类书籍却不少。父亲作为家中长子，小学毕业后便辍学帮爷爷干活儿。他们父子俩最大的共同点就是喜爱读书，这种对知识的渴望和追求，在巴燕的成长过程中持续影响着他。

　　“父亲是用母语创作，那时是中国哈萨克族文学的黄金年代，父亲也梦想着做一个诗人、一个作家。”父亲的文学追求，虽然没有直接影响巴燕走上文学创作之路，但却在他的心中种下了文学的种子。爷爷和父亲，还有其他长辈从小就喜欢给巴燕讲故事。哈萨克族作为一个游牧民族，历史上虽然没有留下太多的书面文学，但却有着丰富多彩的口头文学。从老人到小孩，随便拉出一个人都能讲出一个精彩的故事。巴燕在这些故事的熏陶下，天马行空，想象力丰富。这种家族的故事传承，为他的文学之路铺就了坚实根基。

　　巴燕的作品《克兰河畔》，不仅是对童年时光的回忆，更是对家族情感的深切诉说。在这部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他陪伴着爷爷奶奶生活在白桦林的点点滴滴。那段曾经被他视为不愿想起的回忆，在爷爷去世后，却如潮水般涌上心头。

　　“爷爷不在了这件事对我来说很不真实，因为我并没有亲眼见到他生命的烛火熄灭。我回去见到的只是一个土包。”随后的日子里，那些过去的事情一件一件地回到眼前，他控制不住地想起童年的那段时光，于是他就尝试着去写作。“我发现当我再一次地去直面那段时光时，已经没有了当初那种孤独感。我开始理解每一个人，并对此感激。”通过写作，巴燕不仅找到了与过去和解的方式，也更加深刻地理解了家族的爱与温暖。

　　写自己最熟悉的事物和人，一步一步慢慢走

　　巴燕的文学创作之路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充满了挑战与转变。他曾参加过广东省电影家协会青年影视创作基地的公益培训，怀揣着导演梦。在那个阶段，他对电影充满了热情，希望通过影像来讲述故事。然而，在深入了解电影行业后，他发现这条道路并不容易。“这一路走来，就是慢慢干事，一条路不行，就换一条，影视也好，文学也好，都是表达，形式不重要。”当时他甚至还想过要是文学不行，就改行画画。“中国人不就是这样吗，人总要活着，种地不行我打工，打工不行我再换一个。遇到我无法跨越的障碍时我就换一条路。生命就是机遇，只能慢慢走，慢慢等。”巴燕以一种豁达的心态看待自己的创作之路，不执着于一种形式，而是不断寻找最适合自己的表达方式。

　　从写诗到写散文的转变，是巴燕文学创作中的一个重要节点。这一转变得益于他大学时期的文学课老师雷淑叶。“我经常拿一些不成熟的诗去给她看，老师总是逐字逐句地看，然后给我反馈。”有一天，雷老师告诉巴燕：“你的诗很真诚，也很动人，语言更像是散文的语言，你为何不尝试写写散文呢？”于是，巴燕便开始了散文的写作。雷老师的鼓励和指导，让巴燕开启了散文创作的大门。在这个过程中，他逐渐发现了散文的魅力，能够更加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思想。

　　作为哈萨克族作家，巴燕深知文化传承的重要性。“文化传承对于我来说非常重要，在世界民族文化前进的洪流中，我想没有一个人希望自己的文化掉队，消失在历史中。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的根本，是人。而人的根本，是语言。保护好语言，才能培养出有民族自信的一代，而有民族自信的一代便会传承好文化。”他在自己的作品中融入了很多哈萨克族的文化元素，通过文字向读者展示哈萨克族的习俗与文化，让更多的人认识和了解这个民族。

　　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巴燕也遇到了一些困难。工作的繁忙让他的写作精力和时间不足，就业后产量直线下降。但他并没有被这些困难打倒，而是积极寻找解决办法。“还不知道如何克服，只能祈祷早点全职写作了。”巴燕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传达给读者平静，以及对哈萨克族文化、阿勒泰这片土地的向往。对于青年文学创作者，作为同龄人，他也给出了自己的建议和鼓励：“我只是个新人而已，希望热爱写作的小伙伴可以继续坚持，从我出发，写自己最熟悉的人和事物，一步一步慢慢走。”

　　正如他所说：“青年作家应该肩负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责任，写出好作品，增强民族自信。”他以阿勒泰为背景，坚持非虚构写作，一步一步地书写着属于自己的文学篇章。未来，巴燕计划从短篇小说开始，开启小说创作之旅，继续为读者带来更多关于阿勒泰的故事，让更多的人了解哈萨克族的习俗与文化，感受这片土地的独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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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帕男：诗人要保持纯粹的文学良心

　　何轮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宋宝颖

　　1986年的春天，21岁的帕男拖着几袋行李，告别湖北十堰，带着不到10元钱南下深圳闯荡。他自己也没有想到，这次告别将他引向一段漫长又坎坷的流浪生涯，更没想到自己会成为一名旅居诗人。

　　“这段流浪经历，帮助我形成了‘精神流落’与‘流浪意识’的文学思想，也塑造了我顽强的意志，为我在文学道路上的坚守提供了动力。”帕男说。

　　“这个时期我睡过车站、码头、公园，也乞讨过，请求收容过，是一种真实的流落街头的经历。”帕男说，流浪最初源于他的“不安分”。

　　出生于湖南永州一个偏远瑶族山村的帕男，1982年在湖南九嶷山学院文史系就读时，便开始了早期的文学创作。“最早的作品是用毛笔写在草纸上，贴在学校的墙报上。”在帕男的记忆中，九嶷山学院是一所“露天大学”，一间破庙两间房，教室内还残留着一些破损的碑文，学校的老师是来自全国各地退休的志愿者老师。学校条件简陋，不通电、不通公路，没有食堂、没有宿舍，学生只能寄居在周边农户家中。恶劣的环境让他拿起笔，写下了大量的诗歌和短篇小说。“但这些创作并非出于文学理想，只是对孤独与苦难的反抗。”

　　从九嶷山学院毕业后，帕男带着不到20元，第一次走出大山。初入职场，帕男被分配到一所中学见习。一个学期后，他转入十堰人民广播电台，负责登记来稿、编制新闻摘要，“在广播站只需一把剪刀，几张报纸，然后编一组报纸新闻摘要，这就是我工作的全部内容”。这样的日子让帕男看不到自身的价值。一年后他递交了辞呈南下深圳。他联系了某报社，可到了深圳后，被告知等待就业通知，身无分文的他转而去了江西，从鹰潭到南昌，再到九江，精疲力竭后又回到了十堰，在请求复职被拒的情况下，帕男的生活进入“流浪模式”。

　　帕男先后去了多个城市，曾因为无钱补票，几次被赶下火车。他回忆说，在流浪中，他曾和乞丐同睡一个屋檐下，夜晚寒风刺骨，“那是一种恐惧和疼痛的精神体验”。这段经历深深烙印在他的记忆里，成了他诗歌创作的灵感来源之一。

　　帕男以天为被地为床，以风霜作伴，行走了大半个中国。在庐山“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观瀑台前，他感到了挫败——李白是寄情山水赋诗情，而自己却疲于奔波求生机。最终，他实在走不动了，“鬼使神差地来到昆明，又鬼使神差地到了楚雄”。1987年，他结束了为期一年多的流浪，开始了新的生活，也开启了他对文学创作的全新探索。

　　“无论物质条件多么艰苦，诗人都应该用观察和思考去重新审视世界，通过文学作品找到超越现实的方式。文学不是为了逃避生活，而是用更加清醒的目光审视生活，赋予困境新的意义。”帕男说。

　　楚雄壮美的山河、民族地区的风物、独特的俚语，与故乡永州有不少相似之处。在楚雄的日子里，帕男最初以短篇小说创作为主，也写散文和报告文学等，随着时间推移，他的兴趣逐渐转向诗歌。帕男认为诗歌更能传达出一种超越肉体的精神追求，“在诗歌创作时，我会脱离肉体上的我，寻找精神的‘本我’，站在‘万物’的视角看世界，比如说，站在花的角度看石头，站在淤泥的角度看田间劳作者”。

　　帕男的诗歌无论是音韵还是叙事风格，都有云南俚语和湖南俚语的影子。在帕男的诗歌中，自我形象是在他的自白中展开的，但他没有成为一名抒情主义诗人，他的诗歌中贯穿着一种“万物皆有身体”的生命哲学观，他将对生命本质的思考融入自然意象之中，聚焦于“小我”与“大我”、“自我”与“非我”的矛盾，借助河流、石头、鱼等日常元素，揭示生命与灵魂的本质。“我喜欢从日常生活中捕捉哲学痕迹，来表达对生命的敬畏与热爱。”帕男说。

　　“家乡淳朴的民风在我心中埋下善良的种子，而流浪中各地独特的地域环境激发了我对‘场所精神’的探索，楚雄壮丽的山河和民族文化基因，为我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来源。”帕男说，自己擅长使用散碎的意象进行创作，探索着“反诗意命题”的风格。“反诗意命题”，意味着要打破传统诗歌对“诗意”的固有认知。“我追求的是一种文字间的‘相位差’，让读者在挑战中感受诗的情绪共鸣和思想张力。”帕男仿佛在文字间拼接一块块未完成的拼图，让读者从表面混沌的表达中，发掘隐藏的深刻意义。因形式多样、意象独特，帕男的诗歌有时会被认为“难以读懂”。“读者需要在字里行间找到诗歌的‘气口’，才能进入我的思维脉络。”他这样解释道。

　　“诗歌是我与世界对话的重要媒介，也是我精神信仰的寄托。”在过去10年里，他创作了超过2000首诗，这种高强度的创作源于他对诗歌深沉的热爱。“热爱让我坚持，坚持让我不负。”

　　2024年，帕男的3部诗集《下西洋》《时间之父》《云南的多重意义》陆续出版。对此，他感到由衷的喜悦，他希望通过新诗集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与内心世界，期待与读者建立更深的连接，给读者的精神世界带来一丝温暖和光明。

　　“虔诚的创作态度是基础，题材、诗体和技法的多样性丰富了创作的可能性，思辨力与想象力赋予作品普遍意义，而大胆的语言创新则为诗歌注入新生。”帕男认为，青年想写好诗歌，“只有增加知识积累与生活经验，方能真正写出动人心弦的好诗，自然随心，勿盲目追随名家，才是创作的长久之道。诗人必须对自己的作品有清醒的认识，不必刻意追求文字的千古不朽，而要始终保持纯粹的文学良心”。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5年05月15日 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