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妙手活千秋——科技考古与遗产保护经典成就展”在北京中国考古博物馆开幕。图为文化遗产保护实验室工作人员（右二）向参观者介绍实验室观察设备。新华社发

　　工作人员在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内进行考古调查。新华社发

　　游客在陕西西安临潼区的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参观跪射俑。新华社发

　　【民生汇·点亮中华文明标识】

　　穿越时间的阻隔，当现代科技与古代文物相遇，会发生怎样的故事？

　　安徽武王墩墓发掘现场，被水浸泡千年而“吹弹可破”的古代竹席，被考古人员成功提取；河南安阳师范学院甲骨文信息处理实验室里，数以万计的甲骨碎片数字摹本、数字拓片在技术加持下自动缀合……科技让文物说话，让历史有声。近年来，我国在文物科技领域持续取得新进展，为文物本体及其历史、艺术、科学信息的永久保存和永续利用提供了支撑。

　　传承文化遗产、延续历史文脉是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重要议题。文物科技创新和应用成效如何？如何聚集文物科技创新力量，发挥协同效应？怎样培育适应新形势新发展的文物科技创新人才队伍？记者为此采访了有关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

　　科技为钥，解锁历史精微

　　2024年，秦始皇陵考古发现展上，一尊彩色御手俑备受瞩目——他身穿齐膝长襦，外披铠甲，双臂前伸做出执辔驾马的动作，双袖彩绘呈现罕见的紫色。

　　这一抹神秘的紫色，是来自2000多年前的一种人工合成颜料，被考古学家称为“中国紫”。曾经，“中国紫”的美丽只能“昙花一现”——出土后，兵马俑上残存的颜料15秒就开始变化，4分钟内就完全脱水、起翘、剥落。

　　经过科研攻关，文物保护工作者找到聚乙二醇与聚氨酯乳液联合处理和单体渗透——电子束辐射聚合这两套保护方法对彩绘进行加固，留住了秦俑的多彩容颜。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与上海科技大学团队合作，通过电镜发现“中国紫”的成分为硅酸铜钡，并模拟古代颜料烧制过程，合成出纯度接近100%的“中国紫”。

　　2024年8月，全国政协委员、农工党陕西省委会副主委袁京连随全国政协委员视察团，围绕“推动文物科技创新”开展调研。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文物修复实验室，她第一次见到“中国紫”，也第一次了解了“中国紫”的发现过程。

　　“这次调研给我上了一课。”袁京连感慨，“看到现代科技对话古代文物，解密了隐藏在历史深处不为人知的信息，让我非常震撼。”调研中，袁京连和委员们看到，从考古发掘到文物保护，从价值阐释到展示传播，文物和科技的结合越来越紧密，科技对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引领日益明显。

　　从这次调研开始，袁京连将履职目光聚焦到文物科技上。陕西历史博物馆、秦岭博物馆、石峁遗址……袁京连走访调研多个文博单位，详细了解文物科技应用情况。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袁京连提交了关于加快文物科技创新工作的提案，得到了国家文物局的办理。她建议将文物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纳入全国文物事业“十五五”规划，以全面对接国家创新体系。

　　“进一步加大文物科技创新的专项资金投入，在文物遗址勘探、保护、发掘、修复、研究、展陈等工作中积极推动应用新技术新方法，集中力量攻关文物安全等技术难题及关键科学问题，让文物真正‘活’起来。”袁京连说。

　　在履职中，代表委员们也看到，由于起步晚、底子薄，我国文物科技的有效供给尚不充分，在创新能力、资源配置等方面还存在提升空间。

　　“过去，出土简牍文字提取只能手绘，现在利用最新的红外线扫描技术进行文物图像采集，并结合数字手段辅助制图，能够清晰显现肉眼观察不到的信息。”作为从业30余年的简牍修复专家，全国人大代表、荆州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方北松见证了文物修复中“科技值”的跃升。但他在调研中也发现，国内简牍研究使用的红外扫描设备大都依赖进口，国内尚无厂家生产类似设备，可能存在“卡脖子”风险。为此，他建议，加大文物科技装备的研制力度，开展关键科技装备的自主研制与生产，为历史文化的保护传承提供技术支撑。

　　在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考古研究所所长郑喆轩看来，文物科技应用领域相对“狭窄”，导致科研投入和市场化投入有限。

　　“目前文物领域许多科技应用依靠‘搭便车’，把建筑、交通等其他领域的通用装备拿来使用，不能精准满足文物考古特殊的场景需求。”郑喆轩建议，统筹推进技术、组织、制度创新体系建设，充分对接技术需求提出方和技术成果应用方，开展关键技术、文物专用装备和标准规范的研发制定。

　　协同创新，守护千年之美

　　站在云冈石窟大佛前，凝视它宁静的微笑，没有人不被这镌刻在石头上的史诗所震撼。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这宏伟辉煌的艺术杰作内部，有一群世界上最小的“维修工”正默默守护它的千年之美。

　　菌群，这个无处不在的生物种群在科学家和文物工作者的研究下，正成为石窟病害防治的新手段。“我们和重庆大学刘汉龙院士团队合作，尝试培育本地菌群，诱导微生物生长繁殖和代谢活动形成矿物质沉淀，将粉化砂体固化为坚硬岩体。”全国人大代表、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介绍，微生物修复相比传统的高分子材料修复，兼容性高、绿色环保、耐候性强，还回应了文物修复最小干预、可逆性等特殊需求。

　　近年来，云冈研究院整合多学科研究力量，和国内顶尖学术科研团队合作，云冈学研究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山西省文化遗产保护院士科技创新中心等创新平台落户云冈研究院，不断提升文物保护研究科技水平。

　　杭侃认为，推动文物科技创新和转化，离不开文博机构、高校、科研院所等协作。他同时也坦言，目前的科研协作机制在供需匹配上仍存在一些局限，“有时，拥有先进技术的团队不一定符合我们的需求，有时我们需要的技术团队不一定有兴趣来解决我们的问题”。

　　对此，杭侃建议，加强顶层设计，制定科学的文物科研规划，建立优化创新平台和科研协作机制，加强多部门联动、多学科协同、多团队协作，构建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文物科技创新体系。在国家级基金、项目等方面增加对文物科技创新的政策支持，激励科研团队开展跨学科研究、解决文物领域应用问题。

　　“文物科技创新不只是文保单位的事。”在西安，袁京连和她的科技服务团队已经深度参与到古城墙的保护工作中。西安城墙数字方舱综合管理平台运用大数据、测绘扫描、AI等先进技术，给城墙做“CT”，实时监控城墙结构健康状态和病害情况。袁京连多次调研数字方舱，思考文物在数字世界的更多可能性。她的团队与西安城墙管理委员会合作，将庞大的城墙监测数据梳理后形成具有独特创新性的数据集，获得了72项数据知识产权。

　　经过多次走访调研，袁京连看到，当前文物科技创新工作存在着市场作用发挥不够，企业参与动力和研发投入不足的制约。大规模技术应用成本高，难以全面普及推广，文物资源数字化成果共享、转化机制等还不完善。

　　“目前文物科技企业的发育不够充分，在全国专业从事文保、管理、运营的公司并不多，特别是缺乏龙头企业。”袁京连说。她建议，在依法合规的前提下，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合理利用资本优势让更多的文博要素在市场上加快流动，加大在关键技术研发上的资金投入。鼓励培育文物科技创新产业集群，探索完善产业生态、拓展应用场景、强化品牌建设的方法路子，积极培育文博领域新质生产力。

　　破解制约，激活科研动能

　　随着文物科技的发展，文物保护手段更精准、研究工作更多元、展示和数字化传播更便捷，为文物事业创造了新机遇，也带来了新挑战，要求拓展能够突破传统框架、快速更新知识体系、掌握跨学科技能的专业文物科技人才队伍。

　　在代表委员们看来，当前科技力量融入文物事业不断加深，但在思想观念和管理方式上，考古和文物保护科技资源配置仍显不足，体制机制上存在一些制约。

　　“考古单位把发掘出的样品送去高校实验室，以前经常要排队，例如一个测年结果可能两三年都出不来，可是科研等不得呀！”郑喆轩发现，新技术领域的专业团队较少，导致文物科技出现供需矛盾。而方北松也看到了类似的问题：“我们中心简牍修复团队技术人员仅十余名，有3万多枚简牍在‘排队’等待修复，全部修复完尚需四五年时间。”

　　2023年召开的全国文物科技工作会议上提到，全国文物行业科技人才规模较小，文博单位以及高校和科研院所中从事考古、文物保护等研究的科研人员总数不足3万人，与行业需求存在差距，加强文物科技专业人才培养十分紧迫。

　　文物保护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领域，覆盖历史、博物馆、建筑、化学、艺术等各学科，人才培养需要打破学科壁垒，建立跨专业培养体系。“目前，文化遗产相关专业作为考古学下设二级学科，不利于体现交叉学科特性和人才培养。”杭侃建议，加强我国文化遗产学科建设，强调文化遗产学科的交叉性和应用性，完善文化遗产学科的课程体系和培养机制，必要时成立国家遗产学院，为我国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合理利用提供人才和学术支撑。

　　在国家文物局召开的全国人大代表建议办理座谈会上，方北松提出，支持高校文物相关专业建设，鼓励跨专业招生，让更多优秀青年加入文物工作中。合理规划人才培养体系，通过师徒相传等途径，有梯队地培养文物保护科技人才队伍。

　　郑喆轩认为，盘活科研资源、发挥人才科研潜力也是破题之法。他调研发现，目前全国31家省级考古院所大部分仍被简单归类为“公益一类”或“公益二类”事业单位，其科研职能未获明确界定，相关科研政策、经费、项目、专业设备等支撑要素较少，激励措施不足。

　　他呼吁，将各省级考古研究院所等地方考古单位明确为科研类事业单位，加强科研配套支撑。“人才培养、前沿的科技技术研究有一定周期，建议加大财政支持，政策向前瞻性研究、复合型人才培养等方面倾斜，对科技创新产出突出的机构和人才给予经费、项目申请、创新基地建设等方面的鼓励，充分发挥科研潜能。”郑喆轩说。（记者 安胜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