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探讨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论题。西方界定的“文明”（civilization）取中性、复数概念，一般指“确立的”社会秩序或生活方式（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1756年，米拉波侯爵（1715—1789）在《人类之友或论人口》一书中首次使用la civilisation。高毅指出，这一西方“文明”概念的原始内涵显示，文明有真假之分。所指真正的文明讲究“美德”，抑制人性中“自私贪婪”的一面，以实现人与人、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和谐共生”（《浅论“文明”概念的原始内涵及其现实意义》）。阿诺德·汤因比认为在精神的意义上的文明，“也许可以称之为创造一种社会状态的努力，在这个社会状态中，整个人类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大家庭的成员，将在一起和谐地生活。我相信，这就是迄今已知的所有文明一直有意无意追求的目标”（《历史研究（插图本）》），同样重视人类生活的“和谐”。

　　中国古代也有“文明”语汇，如《易·乾》曰“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孔颖达《正义》：“天下文明者，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书·尧典》曰“浚哲文明，温恭允塞”，孔颖达《正义》：“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焦氏易林·节之颐》又云“文明之世，销锋铸镝”。此主要说文采、文德的光明辉耀，指文教昌明，同时也有“和谐共生”之义。

　　一般认为，“文明”有两种标准。第一种标准是技术发明，如金属、城市、文字。考古学界比较关注，夏鼐很早便说“已有城市作为政治（宫殿和官署）、经济（手工业以外，又有商业）、文化（包括宗教）各方面活动的中心。它们一般都已经发明文字和能够利用文字作记载（秘鲁似为例外，仅有结绳记事），并且都已知道冶炼金属。文明的这些标志中以文字最为重要”（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有意思的是，“这些要素，在有些文明那里是缺失的，但中国文明是三大要素齐全的文明，在十大文明中，传播范围最广，连续性最强”（李零《从“文明”二字想起的——〈了不起的文明现场〉引言》）。第二种标准是社会组织，如私有制、贫富分化、社会分工、社会分层，以及是否形成复杂社会，特别是有无国家的出现。恩格斯说“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史学界重视此说。不过，后一标准的中西差异仍存。李零指出，西方将前现代国家称state，对应州县规模的小城小国；将现代国家叫nation。而中国在夏、商、周时期的规模已经远大于state。西周不是城邦国家，有天下共主，不宜对应使用kingdom，而至少是united kingdom。

　　此基础上，“政治文明”（political civilization）取广义概念，一般指人们改造社会所获得政治成果的总和。它以社会生产为基础，形成发展还受到自然环境、历史传统、族群特性等因素影响。需要提到，“西方文明的概念很大程度上是指政治方面的内容……政治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一个方面，有着相对独立的价值形态和制度安排，标志着人类在政治生活方面的进步形态”（孙关宏《中国政治文明的探索》第四章）。

　　在文明史的研究中，政治文明涉及内容固然广泛，但关键性构成应当具体而明确。政治文明主要包括政治制度、法律制度与民主制度等方面，其中核心内容是国家政治制度。同时，政治文明也是人们政治思想和理念的实践与体现，包含由政治势力所构成的人的因素。进而言之，中国之所以会与西方走着不同的文明道路，盖因政治制度及其背后的政治思想与理念有别。我们应当尝试对中国政治文明中富有创新性、具有独特性内容的探索。

　　张光直认为，世界走向文明进程存在两种最主要的方式：一是世界式的、非西方式的、连续性的；二是西方式、突破性的。中国是前者的代表，“很可能代表全世界大部分地区文化连续体的变化法则”（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或者说，“中国的形态叫做‘连续性’（笔者按：Continuity）的形态，而将西方的叫做‘破裂性’（笔者按：Rupture）的形态”，“中国的形态很可能是全世界向文明转进的主要形态”（张光直《连续与破裂：一个文明起源新说的草稿》）。而刘家和根据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对“连续”的论述，指出中国文明史在“种”上是同一个，也在主体上是同一个，又在时间上是同一个，所表现出的连续性无可怀疑，具有逻辑根据；而西方无论是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埃及文明与波斯帝国之间，还是波斯帝国与希腊之间、希腊与罗马之间，在“种”上、主体上、时间上都不是同一个，彼此之间的外限都不是同一个，“它们之间当然只能是断裂的”，“包括黑格尔在内也不否认它们之间是断裂的”。他同时参考汤因比晚年关于文明的三阶分类说，提示当代西方文明在世界历史上已属第三阶（期）的文明，即从属于叙利亚文明（又向上从属于美索不达米亚、埃及文明）和希腊文明（又向上从属于爱琴文明），文明主体已至少变异两次，其间一再断裂；而中华文明有历史阶段之变（不同阶段之间的外限是同一的），文明主体却无根本之变，其间未曾断裂（刘家和《中西古代历史、史学与理论比较研究》绪论）。

　　有鉴于此，“社会科学里面自西方经验而来的一般法则不能有普遍的应用性”，“用从中国古代史和从中国古代史发展本身看到的法则，来丰富一般社会科学的理论。这方面是以往中外学术界较为忽略的”（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如杨慧林指出中国知识体系中的“中国化”，展现出与“同一律”有别的“相关律”逻辑：“相与而共”“共享而同”“相反而成”（《解读“中国化”问题的中国概念——以“对言”和“相关”为例》）。这对于认知中国文明的自身特征、世界文明的多样理念，便具有启示。综上言之，“研究中国的古代史不能不研究世界史，研究世界古代史更不能不研究中国史”，“在建立全世界都适用的法则时，我们不但要使用西方的历史经验，也尤其要使用中国的历史经验。根据这些历史事实建立的法则，其适用性会大大加强”（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

　　由于张光直所论，集中于史前史、上古史，即进入文明的路径，那么立足进入之后的中国文明史的整体考察，更有助于释证和说明这一关键论题。又由于西方式、突破性的文明发展呈现的主要是经济、技术的关系，即人对自然的关系，而世界式的、非西方式的、连续性的文明发展呈现的主要是政治的关系，即人与人的关系（参看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第18、23、13、19页），那么开展中国政治文明研究的学术意义，便得以彰显。

　　有趣的是，中国虽被视作“世界式的、非西方式的、连续性的”的代表，但实际上却是世界范围内、此种方式中唯一未中断、未分裂的文明。这本身便值得留意。

　　同时，中国又是具备自身政治逻辑、呈现较强内聚性、长期保持对外交流并持续产生广泛影响的文明。关于“长期保持对外交流”一点，过去或有低估。刘莉、陈星灿指出“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在史前时期确实存在联系，这种联系始于史书所载汉朝西北商路建立之前”，“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刺激了中国社会政治与技术的发展”，“在接受和再创造的过程中，这些技术有助于中国早期文明产生新型的文化价值，开创社会发展的新时代”（《中国考古学：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青铜时代》第十一章）。迈克尔·曼（Michael Mann）也提到“我们夸大了历史上各个国家的孤立隔绝状况。中国原来就一直是亚洲的一部分，而且经常是欧亚大陆的一部分……现在它再次开始在世界上扮演一个更加重要的角色。但是，‘全球化’对中国并没有多少新意”（《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一卷）：从开端到1760年的权力史》“中文版前言”）。关于“持续产生广泛影响”一点，又可试举两例。青铜冶炼技术以两河流域出现为早，东传中土后，我国先民通过自己的勤劳智慧，发展出高超的工艺技术和艺术水平。早期中国的商文明由此被概括为青铜文化，在当时世界文明中成就辉煌，如李学勤先生所言：“中国古代的青铜冶铸业，就其规模而言，在公元前的世界是罕与伦比的。”（《东周与秦代文明》第二十章）与之相类，铁的冶炼也较早出现于两河流域。保持对外交流的中国经不断探索、不断创新，又形成自成体系的钢铁冶炼工艺。特别是炼钢的诸多新技术，中国后来居上，反而领先西方达几百甚至上千年。由此，借用而变通张光直的表述，从中国历史中“概括出一般的法则，并由此对西方社会科学的法则作出加强甚至改进”，中国政治文明史也将发挥很重要的作用。

　　（作者：孙闻博，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攻关创新平台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