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积山121窟的“窃窃私语”造像
麦积山44窟造像
美学家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佛陀视界”一章中谈到北朝佛像时说:“现实愈悲惨,神像愈美丽。人世愈愚蠢、低劣,神的微笑愈睿智、高超。”青州的佛像以“神秘的东方微笑”著称于世,然而不为世人所熟知的是,“东方微笑”也是麦积山石窟标志性的“表情包”。
麦积山石窟与敦煌莫高窟、龙门石窟、云冈石窟并称为中国四大石窟,被誉为“东方雕塑陈列馆”。作为知名度最低的“四大石窟”之一,麦积山石窟的魅力在哪里呢?
“会呼吸的微表情”直抵人心
在甘肃天水市东南部的小陇山林海之中,一座孤峰拔地而起,因其形状酷似农家麦垛,故得名“麦积山”。“悬崖千重梯,洞窟如蜂房”,在麦积山的崖壁上,雕凿着221座洞窟,现存造像3938件,壁画1000余平方米,距今已有1600多年的历史。不同时代的石窟艺术瑰宝,在这里一览无余,麦积山石窟也被称为“东方雕塑陈列馆”。
南北朝时期,佛造像艺术从印度传入中国,并在此后的传播过程中发生了很多本土化的改变。其中一个很显著的改变,就是中国的佛和菩萨都爱微笑。对于微笑表情的追求贯穿于中国历代佛造像对于表情的追求当中,目前为止,主要的石窟寺院遗存中几乎都能见到微笑的造像。
如果你想在一个地方集中体会中国造像这个特点,那就来麦积山吧。谈起麦积山石窟,一个关键词就是“东方微笑”。被称为“东方微笑”的这尊佛像,是44窟的西魏时期造像,学界普遍认为,这尊像的面容是仿照西魏文帝的皇后乙弗氏塑造的。这尊造像高1.6米,头上有着右水涡纹高肉髻,内穿僧祗支,胸前系结,外披通肩袈裟,半结跏趺坐。主佛的面形方圆适中,眉宇间透露出睿智而深沉的灵气,鼻梁高且修直,与额头相连,在秀骨清相之中又透出些许丰腴。最为动人的便是那薄唇小口,笑靥微绽,那神秘的微笑,是一种无念无挂的大自由状态。整个面部慈悲而庄严,娴静而宽容。
第121窟的“窃窃私语”造像则展现了动态美学:菩萨与弟子交颈低语,指尖轻触却未合掌,仿若佛堂中一段被定格的诗意瞬间。他们的衣褶纹理以中原传统服饰为蓝本,袈裟垂落的扇形褶皱暗合《周礼》十二章纹规制,腰带连珠纹则透露出波斯萨珊王朝的丝路印记。
133窟中的小沙弥造像,则是另一种风格的微笑代表。这尊只有半米高的小沙弥,在佛龛内靠侧壁站立。俯身看去,只见他低头微笑,鼻子稍大,更烘托出其眼部的细微和嘴部的微微翘起,表现出一种特别的憨态。这微笑充满了天真无邪,没有一丝尘世的烦恼,让人感受到一种纯粹的美好。敦煌研究院专家曾说:“莫高窟飞天以舞姿动人,麦积山则以‘会呼吸的微表情’直抵人心。”
一座名副其实的民间石窟
麦积山石窟始凿于南北朝时的后秦(384年~417年)时期,经北魏、西魏、北周、隋、唐、宋、元、明、清等十多个朝代的不断兴建和修缮。与云冈、龙门不同的是,这里因石质松散,不适宜石刻,因此这里的造像以泥塑为主。
从造像风格来看,麦积山石窟少见神明的威严,更多展露会心的微笑,这与其他石窟中较为庄严巍峨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就洞窟形制而言,麦积山石窟的建筑完全按照中国传统风格,没有莫高窟那种中心塔柱式的洞窟,而是多以中国建筑中更普遍的穹窿顶式形制出现。其中第4窟的“上七佛龛”(又称“散花楼”)是全国各石窟中最大的一座模仿中国传统宫殿建筑形式的洞窟,真实表现了南北朝后期已经中国化了的佛殿的外部和内部面貌,在石窟建筑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麦积山的佛像大多体量大小与真人等同,表现手法多为圆雕和高浮雕,使信众在观看时,心理上有一种亲近感。与“皇家石窟”云冈、龙门和“富商石窟”敦煌石窟不同,麦积山石窟是由当地官吏和民众打造出的一座名副其实的民间石窟,它不可避免地更多关注当地人自身的情感生活与内心世界,因而具有浓郁的世俗化和人性化色彩。
麦积山石窟里隐藏的“黑科技”同样令人震惊。西魏工匠以渭河金砂淤泥混合秦州赤铁矿调制出近似肤色的泥料,采用“夯土夹芯法”分层塑形,内层粗泥定型,中层细泥塑肌理,最外层敷设含云母颗粒的釉化陶泥。这种独创工艺让佛面历经七次大地震仅偏移2.8厘米,其唇角微扬的弧度,既非佛陀的超然,也非世俗的媚态,而是糅合了女性柔美与含蓄智慧的独特气质。
中国石窟本土化、民族化的重要转折点
历史上,天水居于陇右,古称秦州,是长安以西的丝路重镇。当佛教沿着丝绸之路传入时,天水成为内地最早开展佛事活动的地区之一,麦积山石窟成为中国石窟寺走向本土化、民族化,实际上也是逐步中国化的重要转折点。从中国著名石窟寺的分布区域来看,麦积山石窟正好处于中国石窟走廊的“十字路口”。位于这样的古代交通路网中,此地更易受不同地区文化的影响。在1000多年的营建历史中,融合吸纳、包容并蓄、不断创新,造就了麦积山石窟在泥塑艺术上的登峰造极。
在麦积山石窟,各民族文化交融、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印记随处可见。以第74、78窟为例,窟内正壁左右上方出现了两个龛,龛内分别为交脚和思惟菩萨的一铺三身组合。这是典型的犍陀罗地区的石刻造像组合,但窟形却仿照了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建筑造型,可以说是外来文化与本土少数民族文化的有机结合。
从石窟塑像的服装来看,北魏早期佛像的半偏袒袈裟,是在原有偏袒袈裟基础上,添加了右肩搭一角的袈裟,既体现了印度佛教传统,也增添了中原传统服饰元素。北魏晚期造像中的褒衣博带,正是汉化改革的实证,第74窟佛面突眉杏眼的犍陀罗特征与第154窟秀骨清像的汉风形成鲜明对比。
早期的麦积山石窟造像还保留着一些外来艺术的痕迹,如耳大垂肩、鼻梁隆起、肩宽腰直的古印度余韵,甚至双眼圆睁的胡人造型。但很快,佛教造像的中国化进程就在这里开始了。第78窟正壁里后秦时期的佛像,在袒露的右肩上还搭着一片衣角。这一细微变化意义重大——印度佛像通常袒露右肩,但这在崇尚礼仪的中国儒家文化看来显得不雅,工匠们便在符合佛教仪轨的前提下将佛像右肩用衣角稍加遮挡,使之更易为中国受众接受。这一变革被视为佛教中国化在造像艺术上的最早体现之一,而且这种袈裟样式后来还向西传播到河西乃至新疆地区,体现了中国文化在佛教东传过程中的反向影响。
文/本报记者陈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