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明比较的角度看，中华文明精神传统渊源深厚，保留了人类自石器时代以来的集体记忆，是具有原创性、独创性的文明体系。从比较文明的大视野看，在当今世界，中华文明是少数可以与西方文明互相对话的文明体系。德国学者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评价中国、印度文明时说：“中国和印度居有与西方平起平坐的地位，不仅因为它们存活了下来，而且因为它们实现了突破。”从思想的角度看，中华文明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其在世界观、物质观、生命观方面具有整体性、连续性、贯通性及有机性。

　　 中国古代礼乐文明是由诗教、礼教与乐教共同组成的，三者构成三位一体的政教体系。乐教这一概念最早源于《礼记·经解》：“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乐教乃是通过与礼结合的合符特定韵律的音乐陶冶，以使人的性情达至平和中庸，进而养成君子人格，最终实现理想的终极政治治理。乐教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和德教功能，在礼乐文明中居于极为重要的地位。

　　中国古代的礼乐文明

　　 礼乐文明通过奠基于宗法血缘关系的礼乐制度，实现社会财富集中以形成社会分层，进而组建具有自身特色的社会系统。中国古代礼乐文明主要包含诗教、礼教与乐教三要素，其中礼教是展演的实践体系，由演礼空间、礼器、礼物、礼仪（盘旋揖让、周旋进退等动作行为）等构成。各种演礼实践都是以象征的形式表达一定的价值观念和社会等级、伦常秩序。

　　 中国古代礼乐文明的象征或隐喻表达除了通过言说、论述的方式，更多是以诗、礼、乐高度融合的仪式展演方式，将象征物的意义展示出来。换句话说，中国古代礼乐文明中各种礼仪绝非枯燥的程式化的形式，而是随着仪典的进行，在动态中不断生成意义的过程。对于礼仪中所蕴含的丰富意义世界，孔子在《论语·阳货》中曾用一句话予以概括：“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英国学者特纳在《戏剧、场景及隐喻》一书中说：“显然，人类也同样需要重复的运动、视觉及听觉方面的驱动刺激，并将它们与各类庆典中都能提供的抑扬顿挫的言语和颂歌结合，从而产生出感召力、升华的活动，以及感情响应。”可见礼乐仪式作为一种文本，乃是立体的、运动的，不但具有表达功能，而且能够激发、升华情感，产生强烈的感召力。唯其如此，我们才能理解礼教、诗教、乐教的社会政治教化功能。

　　 作为礼乐文明的经典载体，儒家六经展示的生活世界以各类仪式为主体，通过诗、礼、乐的结合，以礼示意、赋诗明志，以象征隐喻的方式表达情感和观念。这是一种高度发达的、优雅、敦厚、精致的礼乐文明。在礼乐文明的诗、礼、乐三要素中，据近代经学家刘师培的见解，乐教是礼乐文明的根本，他在《古政原始论》一文中说：“岂知上古教民，六艺之中，乐为最崇，固以乐教为教民之本哉。”唐代成伯屿在《毛诗指说》中曾阐述诗与乐二者的关系：“然诗者，乐章也，不起鸿荒之代，始自女娲笙簧，神农造瑟，未有音曲，亦无文词。然婴儿有善则凤自舞，其来尚矣。夫大乐与天地同和，后代圣人从而明之耳。上皇道质，人无所感，虽形讴歌，未寄文字。俗薄政烦，歌讴理切，六代之乐同功异用，前者超忽莫得，而传虞舜之书，始陈诗咏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其文详也。”他认为诗在古代与乐是一体的，诗就是乐章，即现代的歌曲的词。乐在诗之前出现，远古时代“虽形讴歌，未寄文字”，有乐而无诗。现代礼学家沈文倬在《宗周礼乐文明考论》中也指出：“音乐演奏以‘诗’为乐章，诗、乐结合便成为各种礼典的组成部分。”《尚书》有载：“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此以乐为德教之本，以乐统诗，诗教是辅助乐教来使用。唐代孔颖达认为乐教本于人之性情，先于诗教而起。与诗教、礼教相较，乐教更为本源。

　　 中国古代礼乐文明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对洪荒时代的降神之乐予以德性的解释和转化，并将其与诗教、礼教紧密结合，从而构建起优雅、辉煌的礼乐文明体系。《周礼·大司乐》载：“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东汉郑玄注：“黄帝曰《云门》《大卷》，黄帝能成名万物，以明民共财，言其德如云之所出，民得以有族类。《大咸》，《咸池》，尧乐也。尧能殚均刑法以仪民，言其德无所不施。《大韶》，舜乐也。言其德能绍尧之道也。《大夏》，禹乐也。禹治水傅土，言其德能大中国也。《大濩》，汤乐也。汤以宽治民，而除其邪，言其德能使天下得其所也。《大武》，武王乐也。武王伐纣以除其害，言其德能成武功。”郑玄解释黄帝、尧、舜、夏、商、周六代乐都是站在乐以彰德的角度，体现了那一时代的政教特征。可以说，郑玄的这一解释总结了汉以来经学家的传统看法。

　　宇宙论视域下的乐教：乐与律历

　　 《礼记·乐记》曾提出一个重要的乐教命题：“声音之道与政通。”通过声音之道以实现政治治理，彰显了极具独创性的政治思想。那么中国古代政治治理最为精妙的乐教何以成立？对此司马迁曾讨论乐律之政教功能，提出“六律为万事根本”的论断，“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轨则，壹禀于六律，六律为万事根本焉”。如果我们要搞清楚乐教成立的逻辑，那么就一定要追溯至中国古代的气化宇宙论。只有在“通天下一气”的气化宇宙论基础上，我们才能理顺乐律之政教功能。“以元气统一宇宙万物”这一理论模型体系，体现了中华文明的高妙之处。《吕氏春秋》用阴阳二气来解释音乐的产生，以音乐归本于阴阳二气，“音乐之所由来者远矣，生于度量，本于太一。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阴阳变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凡乐，天地之和，阴阳之调也”。这是认为音乐产生于乐音，乐音产生于音律，音律来自风的震动，而这就是声律的根本来源。《后汉书》有言：“夫五音生于阴阳，分为十二律，转生六十。皆所以纪斗气，效物类也。天效以景，地效以响，即律也。阴阳和则景至，律气应则灰除。”这是说，以圭表测日影定节气和以声响定节气，实质都是量度斗气。律吕表征的声响与斗气的节序直接发生关联，通过声音的韵律振动达到调节宇宙元气的平衡，以达至中和的有序境界。

　　 在气化宇宙论背景下，天地万物归根到底就是一场盛大的宇宙之舞。《礼记·乐记》云：“地气上齐，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如此，则乐者，天地之和也。”这就将乐称为天地之和。在此视野下，宇宙就呈现为一场盛大的交响乐。庄周的“天籁”观念与上古的乐教有着极深的思想关联。《礼记·乐记》还阐述了乐教运作的逻辑：“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气从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唯乐不可以为伪。”这里乐教包含着诗、歌、舞三项，乃是通过仪式的展演以调节个体的心志，从而达到修身养性的目的。又言，“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和乐兴焉”。这里阐述的通过声音之道调节元气的运行，是从宇宙论的高度对乐教进行的论证。以《礼记·乐记》为代表的中国古代经典阐述的乐为“天地之和”，乃是一种极富包蕴性的至高、至大、至广的大乐观，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人天人一体、天人合一的世界整体观。

　　八音与八风：乐教成立的逻辑

　　 乐教之所以能够成立，乃是因为在我们的祖先看来，八音之乐器可以播八方之风，而舞既可以节八音，又能使八风均衡地发散。《左传·隐公五年》有言：“夫舞所以节八音，而行八风”，晋代杜预《春秋左传集解》解释八音：“八音，金、石、丝、竹、匏、土、革、木也。八风，八方之风也。以八音之器播八方之风，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节其制而序其情。”什么是八音之器呢？郑玄注《周礼春官·大师》述八音之乐器：“金，钟镈也。石，磬也。土，埙也。革，鼓鼗也。丝，琴瑟也。木，柷敔也。匏，笙也。竹，管箫也。”八音之乐器中每一种都与天地八方之风的一种直接关联。这显然是依据关联性思维对乐器与八风的新的认知。

　　 八方之风，即八风，是与乐教关联紧密的一个基础性概念。什么是风？《释名·释天》有言：“风，氾也。其气博氾而动物也。”风就是一种气。甲骨文显示，殷代已有四方风、四方神概念，为分至四气之神，四方风乃四气之候。《尚书·尧典》将四方神与分至四气相配，并兼附物候。由此可见，在先民的眼中，天地每一方在特定的季节都会生发某种特定的风气。显然气化宇宙论视野下的“风”与我们今天“风”的概念有很大差距，不仅仅是大气的流动。这里的八节之风在自然界都有相应的物候，直接调节天地万物兴衰伏藏的生命节律。

　　 八音、八风又与八卦互相关联，从而形成一套关联网络，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关联性思维。这种关联性思维乃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根本思维。《春秋左传要义》载，“八风，八方之风者，服虔以为八卦之风：乾音石，其风不周。坎音革，其风广莫。艮音匏，其风融。震音竹，其风明庶。巽音木，其风清明；离音丝，其风景；坤音土，其风凉；兑音金，其风阊阖”。三国韦昭《国语·周语》注：“正西曰兑，为金，为阊阖风。西北曰乾，为石，为不周。正北曰坎，为革，为广莫。东北曰艮，为匏，为融风。正东曰震，为竹，为明庶。东南曰巽，为木，为清明。正南曰离，为丝，为景风。西南曰坤，为瓦，为凉风。”这套关联性思维的核心是时空关联，八方是四正四维的空间，八风与八节之气直接与四至四立八节之时间性相关联。

　　 如此看来，在先民眼中，歌、舞、乐主要不是为了娱情、审美，首先不是像今人这般将乐看作一种艺术形式，而主要是宣导八方之风，使宇宙阴阳之气达至均衡的中和状态，进而作用于人的性情，使之达成平和、中庸的君子人格。因此，乐主要是政教工具，是通过声音之道达成政治治理，展现了一种非常高明的政治治理艺术。

　　 （作者：张广保，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