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音拾萃·笙】

　　 在近日举办的2025中国（上海）国际乐器展览会上，一件专利乐器“双管笙笛”成为全场焦点。该乐器采用双管结构设计，一口双管呈现出层次丰富的音响效果。它突破单管乐器的表达边界，实现了“笛之雅”与“笙之和”的有机统一，同时也展现了“簧管乐器鼻祖”——笙在当代的崭新面貌。

　　 笙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自由簧的古老乐器，具有吹吸皆鸣的特点，也是中国传统吹管乐器中唯一能演奏和声的乐器。《诗经·小雅·鹿鸣》中，一句“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既表明了笙在古代礼仪场合的重要地位，也让其名号随诗句传播而广为人知。

　　 笙的起源最早可追溯至殷商时期，甲骨文中已出现其雏形“龢”（即小笙）的象形文字。这一古老的文字记载在1978年得到实物印证——湖北随县曾侯乙墓（约公元前433年）出土的五件匏笙，将笙的早期形态具象呈现在今人面前。

　　 先秦时期，笙已在礼乐制度中占据核心地位。《尚书·益稷》所载“箫韶九成，凤凰来仪”（箫韶均为古笙类乐器），反映出笙在祭祀、朝会等重大场合的作用。周代进一步确立了笙在礼乐体系中的固定编制，成为国家典礼中不可或缺的乐器。至汉代，笙的应用从庙堂延伸至民间，广泛用于相和歌、清商乐等俗乐伴奏。隋唐以后，随着西域乐舞的传入与音乐格局的变迁，笙的地位虽有所下降，但仍见于清乐、西凉乐等多部乐中，以其独特音色融入音乐体系。宋元至明清，伴随市民文化与戏曲艺术的兴起，笙逐渐从宫廷走向市井，在戏曲班社与民俗活动中扎根。1949年后，在新中国文化政策的推动下，笙的演奏技艺与制作工艺得到系统整理与创新，涌现出一批传承与研究人才，使这一古老乐器在现代舞台上焕发新生。

　　 笙是“八音”中匏类代表，主要由笙斗、笙笛和笙簧三部分构成。笙斗呈圆形平顶或葫芦形，顶端开有插苗孔，旁侧连接吹嘴。笙苗为长短不一的竹管，近上端开有长形音窗（即出音孔），近下端开有圆形音孔，下端嵌接木质笙脚以安装簧片，并插入笙斗之中。笙簧在古代以竹制为主，后逐渐改用响铜制作。传统笙的簧数多为十三至十七簧，进入20世纪后，笙经历了一系列改革，已出现二十一簧、二十四簧、三十六簧乃至键盘笙等多种形制，显著扩展了其音域与艺术表现力。

　　 笙之所以能够绵延数千年而历久弥新，不仅因其深厚的历史积淀，更与其特有的声学构造密不可分。笙的独特之处在于其“一簧一音”的发声原理与自由簧结构，使其能同时演奏多个音符，具备和声与复调表现力，这在中国民族乐器中独树一帜。音乐学家、现代乐器学奠基人之一库尔特·萨克斯在《乐器史》开篇即明确指出：“风琴和簧管风琴的自由簧并非欧洲的发明。它来自中国这个自由簧的伟大故乡，至少两千年前，它就以口弦乐器‘笙’的形式存在了……”

　　 笙在亚洲的影响深远。约8世纪，笙东传至日本宫廷，发展为能奏11和弦的“日本笙”（Shō），充分体现了笙的多声部潜力；韩国的笙（Saenghwang）继承了竹管簧片结构，并融入本土民乐体系；东南亚地区如老挝、泰国的笙（Khaen）以及印度尼西亚的笙（Genggong），则在简化形制的同时保留了自由簧的核心特征。

　　 笙对欧洲乐器发展的影响更为深刻。自由簧的概念在17世纪初已零星见于欧洲簧管乐器，但其系统性影响始于18世纪。1740年，传教士约翰·怀尔德将笙带至欧洲；1777年，法国汉学家阿米奥自北京携笙返回巴黎，并在《论中国音乐》中详细阐释其结构，由此激发欧洲乐器制造的革新浪潮。这一时期，丹麦科学家克拉岑斯坦依据笙的簧片原理改进风琴簧片；1810年，法国音乐家格雷尼埃发明簧片风琴；此后数十年间，口琴、手风琴、簧管风琴相继问世。这些乐器均借鉴了笙的自由簧技术，簧片可独立振动而不受管体约束，从而实现了键盘化与便携化，有力推动了19世纪浪漫主义音乐的普及与发展。

　　 当代笙的演奏艺术在技法体系与曲目创作两个层面实现了显著突破，展现出更加系统化与多样化的发展趋势。

　　 传统笙以“吹、吸、颤、滑”为核心技法，而现代演奏家在传承基础上，拓展出“双吐、三吐、花舌、呼舌”等复杂技法，更融入了“泛音演奏”“和声叠加”“节奏型变奏”等现代音乐元素，例如在独奏作品中，演奏者可通过气息控制与指法配合，同时呈现旋律、和声与低音伴奏，使笙的表现力堪比西洋乐器中的管风琴。

　　 曲目创作方面，20世纪以来涌现出一批专为现代笙创作的独奏与协奏作品。其中既有《凤凰展翅》《孔雀开屏》等植根民族音乐语境、展现传统意蕴的经典之作，也有《天地人和》《笙鸣》一类融合现代作曲技法、表达哲学思辨的先锋作品。与此同时，笙与交响乐团、民族管弦乐团的协奏形式日益丰富，如在《长城随想》中，笙以其独特音色与交响乐的宏大叙事相得益彰，打破了传统民乐小众化的局限，拓展了民族乐器在大型音乐结构中的表现空间。

　　 笙的艺术生命亦在跨界融合中不断延伸，逐步走向国际舞台。2009年，法国作曲家、手风琴演奏家理查德·加利亚诺在巴黎专场音乐会上演原创作品《Sheng》，将笙清冽的多声部音色融入探戈风格，并感叹“笙的簧声如风中凤凰，唤醒了我对自由簧的初心”。该作品虽体量不大，却标志着笙开始进入西方爵士与古典音乐的对话场域，影响了后续欧洲作曲家对东方乐器的探索。

　　 中国笙演奏家吴巍在国际推广方面贡献卓著，首演作品逾200部，包括黄若《玄黄》、尤卡·蒂恩苏的笙与管风琴协奏曲等。他与柏林交响乐团合作的《千里江山》，进一步吸引国际作曲家为其创作新作，如韩国作曲家陈银淑创作的《空气》，融合笙的自由簧技法与管弦乐的微分音结构，荣获2015年国际古典音乐奖。此外，作曲家赵季平受马友友“丝绸之路计划”委约创作的《关山月》，将笙、琵琶、大提琴与印度塔布拉鼓并置，通过笙的绵长和声、琵琶的轮指颗粒感、大提琴的深沉线条与塔布拉鼓的复杂节奏相互交织，构建出“和而不同”的跨文化音乐景观，体现出笙在当代音乐中强大的融合能力与美学张力。

　　 笙跨越三千年的生命轨迹，生动诠释了“和”这一核心精神的永恒魅力。它是礼乐文明中“音声相和”的技艺载体，是“与人和”“与天和”的文化象征。笙艺术在当代的蓬勃发展，清晰地呈现出一条从技法革新到曲目拓展，再到跨界融合的演进路径。它既立足于对传统技法的深入挖掘与创造性拓展，极大提升了乐器的音乐表现力；更以主动的姿态融入全球音乐语境，在与交响乐、爵士乐及世界音乐的深度对话中，催生出兼具民族精神与国际视野的新作，展现出古老乐器在新时代的强大生命力与无限可能。

　　 （作者：苏辰，系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博士研究生，青年演奏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