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博物馆的展厅里，有一幅让无数人驻足的画——《七君子图》，十余米的长卷静静铺开，墨色的竹叶在宣纸上舒展，如果你凑近些，你会看到卷首三处不同年代的题字：“六逸图”“六君子图”“七友图”。

　　为什么一幅画会有三个名字？要解答这个问题，得先回到画作诞生的元朝。

　　元朝是蒙古族建立的王朝，汉人在当时的社会地位不高，许多读书人想通过科举做官，却屡屡碰壁。仕途走不通，他们就把心思放进了笔墨里。而竹子，成了最能代表他们心境的植物——竹子空心，象征“虚怀若谷”；竹竿挺拔，代表“不屈风骨”；即便在寒冬里，竹子也能保持翠绿，就像文人心中不变的气节。

　　那时候，画墨竹是文人圈的“潮流”，但每个人画的竹子都有自己的特点。《七君子图》最特别的地方，就是把元代六位画竹高手的七幅墨竹“凑”在了一起，像一场跨越时空的“竹子聚会”。

　　这六位画家里，有“元四家”之一的吴镇，他画竹时爱用写草书的笔法，竹叶像在风中跳舞；有擅长画弯竹的顾安，他笔下的竹子哪怕弯着腰，也透着一股要向上生长的劲儿；还有留下唯一传世作品的赵天裕，他的《渭川之竹图》里，竹子长在水边长满青苔的坡岸上，蒙蒙的烟雨仿佛能从纸上飘出来……可以说，这六位画家风格各异，各具特色。

　　然而最特别的却是柯九思，他在卷子里画了两幅竹。前一幅小心翼翼，竹叶的排布规规矩矩；后一幅却像换了个人，笔墨挥洒自如，竹叶浓淡交错，连竹竿上的纹理都透着潇洒——这就是他最拿手的“柯氏墨竹”。

　　《七君子图》一开始并不叫这个名字，它最早的名字是“竹林七友”，就像魏晋时期那七位志同道合的文人“竹林七贤”一样。这个名字的“诞生”，要归功于收藏家缪曰藻。

　　康熙年间的收藏家缪曰藻在其专著《寓意录》中最早记录了一张名为《竹林七友》的长卷，他把元朝赵天裕、柯九思、赵原、顾定之、张绅五位大画家的墨竹逐一收裱在同一长卷中，其中，柯九思与顾定之各二件作品，一共七件，得名“竹林七友”。

　　可谁也没想到，这卷画的“命运”，会比画里的竹子还要曲折。乾隆年间，这卷画落到了收藏家乔崇修手里。乔崇修藏了它十年，不知是觉得“七友”不够雅致，还是想让画更“独特”，竟然裁掉了其中一幅顾定之的墨竹，还把原来的“竹林七友”卷首也去掉了。他自己写了“六逸图”三个大字补在前面，给画改名叫“竹溪六逸”。这下，“七友”变成了“六逸”。

　　又过了几十年，道光年间的蒋光煦得到了这卷画。蒋光煦是个细心人，他专门写了一本《别下斋书画录》，把卷里每幅竹画的作者、画法都记了下来，生怕这些信息丢了。其中就包括这“七君子图”——不过当时还叫“六君子图”。可好日子没过多久，很快战火烧到了蒋家，他珍藏书画的“别下斋”被烧毁，蒋光煦又急又气，没过多久就呕血去世了。这卷画也跟着流落到了古董市场，像一片被风吹走的竹叶，不知要飘向哪里。

　　幸运的是，它遇到了“伯乐”李鸿裔。李鸿裔是当时有名的文人，他在古董店里看到这卷画时，眼睛都亮了。他花重金买下画，越看越喜欢，并在日记里写道：“重看一遍，幅幅精妙，盖元人墨迹中之神品也。”在他眼里，这哪里是普通的墨竹，分明是元代文人精神的“活化石”。

　　李鸿裔之后，这卷画又几经转手，最终落到了清代大收藏家顾麟士手里。顾麟士家里有座“过云楼”，是近代闻名于世的书画、古籍收藏之所，专门收藏历代书画，享有“江南收藏甲天下，过云楼收藏甲江南”的美誉。

　　顾麟士购得了这张长卷后，刚好又得到一张元代吴镇的墨竹横幅，尺寸悉合，取以配入，于是这张图又从“六逸”变成了“七友”。至此，画作重归“七幅”之数，顾麟士为其赋予了最终也是最贴切的名字——《七君子图》。

　　从顾麟士到他的子孙，不管遇到多少困难，都没舍得把这卷画卖掉。20世纪60年代，顾家人把画交给苏州博物馆保管，想着让更多人能看到它。

　　如今，当你站在《七君子图》前，看到的不只是七幅墨竹，更是一本鲜活的“历史书”，以及历代文人与藏家共同守护的精神史诗。

　　文/马庆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