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论诗，惯以“气”为核心枢纽。刘克庄在《刘圻父诗序》中明言秉承曹丕《典论·论文》“文以气为主”之旨，卫宗武亦继其说，强调“诗亦然”，将“气”确立为诗文创作的根本内核。宋人结合宋代诗学的独特语境与理学思想的时代浸润，为传统“气”论赋予了全新的理论内涵与批评实践价值，“气韵”“气骨”“气格”等衍生范畴随之成为宋代诗学批评体系中的核心要义。陈善《扪虱新话》更是直截了当地将诗文工拙系于“气”之盛衰：“文章以气韵为主，气韵不足，虽有辞藻，要非佳作也。”其所言“文章”，兼括诗与文，在他看来，诗文能否跻身佳作之列，关键在于内在“气”的充盈与否，外在辞藻不过是次要点缀，这一认知，终成有宋一代诗学的共识。

　　宋人以“气”论诗的传统，根植于其对世界本体的哲学认知。在宋代哲学语境中，“气”是构成天地万物的基本要素，不同学派虽对“气”与“理”的关系认知各异，却均认可“气”的本源意义。在宋人看来，人之性情、贤愚、善恶，皆由禀赋之气的差异所决定，“凡人能言语、动作、思虑，营为皆气也”（《朱子语类》）。气的禀赋偏正、盛衰，直接影响文人的为文作诗之道，是以宋人多将诗文视为“气”的外在物化产物。北宋苏辙率先明言“以为文者，气之所形”（《上枢密韩太尉书》），明确诗文乃气的具象化呈现；南宋卫宗武直接呼应其说，进一步强化“气”对文之高下的决定性作用；张元幹则将气的来源上溯至天地自然，指出诗文乃天地之气聚于胸中、激荡而出的产物；真德秀更以“元气”释圣人之文，将气与道德本体相连。四人之说，虽各有侧重，却内在理路贯通，共同夯实了宋代“气本论文学观”的理论根基。在此基础上，宋代诗论逐渐形成两大鲜明倾向：其一，将诗歌创作技法与“气”的运化紧密关联；其二，以作者之“气”为核心，评判诗文的格调与价值。

　　宋人论诗，虽不乏对创作技法的细致探讨，却始终未陷入“技法本位”的桎梏，而是以“气”为纲，统摄各类创作技巧。江西诗派标举“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的诗学主张，从其诗学批评与创作实践来看，其核心要义实则指向“炼字”，而“炼字”的深层本质，正是“炼气”。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一联，江西诗派代表文论家吴可在《藏海诗话》中评曰：“‘没’若作‘波’字，则失一篇之意。如鸥之出没万里，浩荡而去，其气可知。”吴氏以杜诗为证，揭示了“炼字”之所以能达成“夺胎换骨”的艺术效果，核心正在于一字之炼可收聚、运化文气，此即“炼气”的本质所在。南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十七）引释惠洪《天厨禁脔》论黄庭坚作诗，亦循此理。胡氏认为，黄庭坚作诗，常刻意以仄声字替代律诗中本该用平声的字，打破常规平仄的圆熟之态，其目的绝非刻意求奇，而是为了“炼气”——通过平仄的拗折变化，矫正诗文气脉的柔靡之弊，造就刚健峭拔、挺然不群的气格。可见，以“气”统摄诗歌技法，并非个别人的见解，而是宋代诗学的流行共识，黄庭坚所概括的“进技以道”，正是对这一共识的精准提炼。而这种“技法为炼气服务”的诗学主张，无疑是曹丕《典论·论文》“文以气为主”核心观点在宋代诗论中的重要理论转化与实践延伸。

　　苏辙在《上枢密韩太尉书》中亦言：“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这并非否定后天学习的意义，而是强调：诗文的精妙并非单纯依靠技法习得所能达成，而内在之气的充盈，却可通过后天涵养实现，且气的涵养，在创作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决定性作用。李石进一步以孟子与司马迁为例，否定单纯的文学技法对创作的主导意义，强调养气乃是诗文创作的根本。陆游所言“工夫在诗外”，实则与苏辙、李石之论一脉相承，明确表达了诗作的工巧与否，根本依赖于作者内在之气的涵养，而非外在技法的雕琢。吕本中评论曾几之诗时亦云：“治择工夫已胜，而波澜尚未阔；欲波澜之阔，须令规模宏放，以涵养吾气而后可。”在吕本中看来，曾几之诗虽在文辞修饰、字句锤炼上已臻纯熟，却缺乏雄浑壮阔的气象，其根本原因在于气的不足，唯有通过涵养自身之气，方能拓宽诗的格局，造就波澜壮阔的艺术境界。

　　宋人的这些论点，共同促成了唐宋诗学的根本性转变，改变了文学评判的价值尺度。自魏晋文学自觉直至唐代，工巧的形式、高华的气象与浑融的意境，始终是衡量文学价值的核心标准；而随着宋代以气论诗传统的盛行，这一审美标准被逐渐否定，取而代之的是“文以载道”的全新价值准绳——这一转变，正是曹丕“气”论在宋代诗学中理论转化的深层体现。

　　周敦颐标举的“文以载道”，乃是宋儒论诗的核心纲领。他在《通书·文辞》中言：“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在周敦颐看来，修辞藻饰如同车轮车辕的装饰，若不能承载“道”的内涵，再多的修饰也只是无用的点缀，更遑论那些毫无内涵的“虚车”之作。他虽承认修辞的辅助意义，却明确将“载道”视为诗文的根本目的，这一主张迅速得到后世理学家的广泛响应。相较于周敦颐的温和，朱熹认为，唯有“志之所向”——即“道”的内涵，才是文学批评的唯一标准。朱熹所言的“志”，在叶适那里得到了更为明确的阐释，即“关政教”：叶适主张，诗文若不能关乎政教、裨益世道，即便艺术上再工巧，也“虽工无益”。至此，宋代诗学的评判标准彻底从审美转向政教，魏晋至唐代一直备受重视的文学形式之美被逐渐抛弃，反映政教伦理、承载道德内涵的诗歌内容，成为宋人最为看重的核心价值。

　　宋人坚信，诗歌的好坏取决于作者之气，而这一“气”的内涵，首先指向诗人的人格情操与道德修养。李纲在《道乡邹公文集序》中曰：“士之养气刚大，塞乎天壤，忘利害而外生死，胸中超然，则发为文章，自其胸襟流出。”李纲所言“气”，与孟子所言“浩然之气”一脉相承，特指个体所秉持的刚正贞烈、超然物外的人格品格。他以韩愈文章为例，直言韩愈之文之所以千古传诵，虽与“务去陈言”的语言锤炼有关，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其“操履坚正，以养气为之本”——韩愈文章中充盈的仁义之气，正是其刚正人格的自然流露，也是其文章感人至深的核心所在。陆游在《方德亨诗集序》中亦持相近见解：“诗岂易言哉……有才矣，气不足以御之，淫于富贵，移于贫贱，得不偿失，荣不盖愧，诗由此出，而欲追古人之逸驾，讵可得哉？”在陆游看来，诗的创作固然需要才学，但更受制于作者之气：唯有人格光大、品行端正，气脉充盈且不为外物所移，方能驾驭才学，写出可追步古人的佳作；若气格卑弱，即便有才，其诗作也终将流于俗弊，难以达到高远境界。

　　除此之外，宋代诗论中的“气”，还蕴含着儒家诗教传统中“志”的内涵——宋人论诗，始终远绍《诗经》风雅传统，援引儒家诗教理念，以矫正晚唐诗风的柔靡流弊。范仲淹在《唐异诗序》中批评五代以来的诗风：“五代已还，斯文大剥……仰不主乎规谏，俯不主乎劝诫，抱郑卫之奏，责夔旷之赏。”在范仲淹看来，晚唐五代诗文之所以“气韵甚卑”“气弱格卑”，核心在于其背离了儒家诗教的“规谏”“劝诫”之旨，沦为无病呻吟的靡靡之音。他主张诗歌应回归政教功能，并将这一理念贯彻于自身创作之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志向，正是《毛诗序》以来儒家重政教、重讽喻的诗学精神的生动延续。黄庭坚亦十分重视诗歌的“载道”功能，在他看来，诗歌不仅是抒情言志的载体，更是探求儒家之道的重要方式，作诗的根本，在于深耕儒家经术、践行儒家伦理，这与儒家诗教“文以载道”的一贯主张高度契合。

　　宋代儒学复兴，士人阶层普遍重视道德修养与心性涵养，“养气”随之成为士人精神生活的核心话题之一。加之宋代文论家普遍认可诗人之“气”对作品优劣的决定性作用，“养气”自然成为诗歌创作的核心工夫。宋人“养气”的工夫论，主要取资于思孟学派，尤其推崇孟子的“养气说”。《孟子·公孙丑上》提出“志者，气之帅也”，明确主张“志”为“气”的统帅，“志”立则“气”存。宋人继承这一观点并进一步丰富了“志”与“气”的关系内涵。朱熹言：“志正而气自完，气完而志益正”，明确揭示了“志”与“气”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心中之志端正，方能涵养充盈之“气”；而气脉充盈，又能进一步护持心志、坚定志向。这一认知，直接促成了诗歌创作中“持志养气”说的提出与发展。

　　“气”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的元范畴，始终是后世阐释世界本体、探寻事物规律的重要理论资源。宋人立足时代语境，取资于传统“气”论，构建起自身的世界观，并将这一认知延伸至文学领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气本论文学观”。他们强调“气”所蕴含的人格道德内涵，重视其政教伦理指向，将诗文的价值高下与作者之“气”的盛衰、偏正紧密相连，进而引出“持志养气”的创作工夫论。宋代诗学对曹丕《典论·论文》“气”论的继承与转化，不仅促成了唐宋诗学的根本性转变，更打破了前代诗学的审美格局，最终构建起别开生面、独具特质的宋代诗学体系，为中国古代文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者：文晨熹 多洛肯，分别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西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