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队员在进行刮面。

南佐遗址核心区的高等级院落发掘区。

考古队员在清理遗迹。

以上图片均为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提供

　　从高空俯瞰董志塬，泾河一级支流蒲河左岸，9座大型夯土台呈倒“U”字形对称排布，围出一座约30万平方米的史前古城核心区。这里，便是位于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后官寨镇南佐村的南佐遗址。前不久，该遗址入选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陇东民谚有云：“八百里秦川，比不上董志塬边边。”夏日时节，记者穿过村舍间蜿蜒的田间小路，走进南佐遗址考古发掘现场，探访这片黄土地下正被一铲一铲挖掘出的故事。

　　“乐趣和幸福都来自一铲一铲的挖掘”

　　1957年春天，考古工作者倪思贤受甘肃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指派，依据当地文化工作者贺书璧提供的线索，前往当时位于后官寨乡南佐社的疙瘩渠，开展专业考古调查。那时的疙瘩渠还是一片黄土沟坎，倪思贤沿着沟边走走停停，经过仔细勘查与审慎判断，确认这里是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并在1959年的《文物》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庆阳县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简报。自此，南佐遗址正式进入大众视野。

　　1984年，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的赵建龙，结束了在甘肃秦安县大地湾遗址的发掘工作，与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考古工作者阎渭清一道，来到南佐开始了发掘工作。在大地湾与无数陶片、房址打交道的岁月里，赵建龙了解了仰韶文化的聚落形态，也炼就了一双“金睛火眼”——凭借陶片的颜色、纹饰和制作工艺，他就能大致判断其年代。而在南佐遗址，那些散落的红陶、灰陶，以及类似大地湾的“白灰面”遗迹，让赵建龙心里有了判断：这里很可能是一处仰韶文化晚期的遗存。

　　不同于大地湾的建筑以“木骨泥墙”为主，在南佐，阎渭清带队发现了25米长的夯土墙。这种通过分层夯筑来加固墙体或地基的技术，过去通常被认为在商代才成熟，此次发现为后续考古发掘提供了更多空间。

　　1994年，第二阶段考古发掘启动，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赵雪野带队，继续对那段夯土墙进行考古发掘。随着发掘面积扩大，墙体出现了转折，围合出一个更大的空间。“原来这不是城墙，而是一座巨型房址的外墙。”赵雪野说，“当时先是发现了一个墙角，随着发掘不断进行，最后挖出来一个约630平方米的空间。”这个区域，就是南佐遗址最核心的区域：主殿F1。

　　1996年，第二阶段发掘结束，为有效保护遗址，考古队员对F1房址进行了回填，留待技术成熟后，再继续发掘。

　　“去南佐遗址考古时，来机场接机的是手扶拖拉机，从机场直奔考古现场，一路尘土飞扬。”赵建龙回忆，“有人问过，从事考古研究多年，有哪些令人心潮澎湃的瞬间？其实，乐趣和幸福都来自一铲一铲的挖掘。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揭开南佐遗址的一角。”

　　“像动手术一样做解剖发掘”

　　2021年，为了解南佐遗址的年代分期、聚落结构、社会状况，进一步探索黄土高原地区的古代文明，南佐遗址第三阶段考古发掘启动。经过近两年的考古调查和发掘，由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兰州大学等单位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发现，在主殿东西两侧还各有一列夯土墙侧室，遗址核心区有9座呈倒“U”字形对称分布的夯土台，“九台”外侧还有两道环壕，遗址总面积至少600万平方米，仅“九台”及其环壕围绕的核心区就有约30万平方米。

　　考古队将目光投向外围的区域，采用了5米×5米的探方发掘法，每挖下去一寸，都要仔细记录土壤的质地、包含物。挖着挖着，一块土质土色不一样的土角，正好卡在两个方格之间的隔梁底下。

　　这块突然出现的土角，质地比周边黄土更松软，边缘隐约有加工痕迹。“我们像动手术一样做解剖发掘。”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张小宁介绍，“最终确认，这是一座房子的一个小角。”张小宁回忆，那段时间，队员们每天扎根田野，白天发掘、记录，晚上就围坐在一起讨论、猜想，从房子的延伸方向到墙体的厚度，每一次猜想都要通过后续发掘来验证，每一次下挖都带着忐忑的心情：“如果找对了，或许就能解锁一段被黄土掩埋的历史。”

　　一座房子找全了，团队成员又开始了新的“头脑风暴”：房子的周围有什么？结构是什么样？在更多座房子被发掘后，团队意识到：这可能是一座地坑院。进一步的发掘证实了，几处房屋的确并非零散的建筑遗迹，而是组成了凝聚着黄土高原居民生存智慧的地坑院——一种将地面下挖形成深坑，在四周掏挖窑洞的居住形式。

　　“考古界有句俗话：‘你想不到，就挖不到’。从挖到这一座房子，到想到它可能是一个地坑院，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一点点把它的全貌拼接出来，这个过程非常有成就感。”张小宁说，团队中的许多成员从小生长在黄土高原，对这里的版筑夯土结构再熟悉不过，一层层夯实的土墙间，藏着古今延续、因地制宜的建造逻辑。

　　“我们发现，每处院落都是先从地面往下挖掘几米，再在四周掏挖出平面近圆形的窑洞，用白灰装修房屋。南佐遗址的窑洞式院落群，是迄今仰韶时期中国北方规模最大、结构最完整的窑洞式聚落遗存。”南佐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韩建业介绍。

　　“从一开始就采取多学科合作的研究方式”

　　白衣陶簋、朱砂彩绘陶、表面涂朱砂的石镞……“在宫城东侧祭祀空间，我们还发现了数百万粒炭化稻米，这在黄土高原地区前所未见。”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南佐遗址考古队领队陈国科说。

　　在宫城遗址一角，墙壁上仍有炭化稻米的残存痕迹。这些稻米从哪里来？“不排除当地种植的可能，但也有可能是从长江中游等地远距离贸易获得。这是一开始我们提出的两种科学假设。”张小宁说，“科研人员通过对部分样品开展锶同位素及植硅体分析发现，稻米可能是本地种植。”

　　“南佐遗址考古工作从一开始就采取多学科合作的研究方式，能更好还原5000年前的社会图景。”陈国科说。

　　稻米来源的谜题尚未完全解开，另一类珍贵文物——白陶，又向考古队发出了“挑战”。南佐遗址工作站内，摆放着经工匠修复后的白陶罐，细看表面还泛着一层温润的光泽，与普通陶片的粗糙质感截然不同。它的胎料是什么？高岭土还是瓷石？团队利用热膨胀仪、光学显微镜、拉曼光谱仪等设备，解析了南佐遗址白陶的烧成温度、成分组成、显微结构等。“我们发现，白陶的内外表面还涂有不同于胎体的涂层，是以贝壳等水生物为原料。”韩建业说。

　　检测结果表明，南佐白陶所使用的胎料有三类，分别为高岭土、瓷石，以及当地的高钙低铁易熔白黏土。前两者可能来源于远距离贸易，后者的使用则说明南佐陶工对黏土、温度、产物之间的关系已有基本了解。“民族志调查对解答我们的疑问很有帮助。”张小宁说，“我们和本地一名非常熟练的制陶艺人交流时，他带我们在自己取土做陶的地方找到了一种白黏土，印证了我们做出的考古推断。文化是有延续性的，观察今日仍在使用的传统技术，能够为理解5000年前古人的行为架起一座桥梁。”

　　■延伸阅读

　　南佐聚落不仅整体规模庞大，且宫殿、夯土台、壕沟水利设施等建筑工程量也不小。南佐“宫城”区出土物体现出当地与长江中下游、黄河下游等地区的联系，说明南佐聚落与这些地区存在远距离的资源运输等活动。

　　南佐核心区及“宫城”区具有择中而居、主次分明、层层递进的严整封闭式格局。“九台”及核心区位于聚落中心，“宫城”位于“九台”中心，主殿位于“宫城”中心。大殿的门到宫城的门连成中轴线，东西两侧的侧室也呈中轴对称结构，总体上构成一个封闭式的中心对称、中轴对称的宫殿格局。如此布局严整的南佐聚落，体现了秩序的礼制性。

　　南佐遗址的发现，表明距今5000年左右黄土高原已经进入早期国家或文明社会阶段，这对于认识黄河上中游、黄土高原，尤其是陇东地区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过程中的关键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本报记者曾亦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