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地理文化中，“州”有着举足轻重的价值。它不仅是中国较早的地理分区概念，更是一种深植于文化记忆的空间符号。从自然地理到政治地理再到行政区划，“州”承载着中国人对生存的渴望、对天下的认知、对治理的理想以及深厚的地域认同。具体而言，州主要有“生存之地”“别地以州”“体国经野”三层内涵。

　　“生存之地”

　　州字最早出现于商代甲骨文中，形似川流之中有土地，本义为水中陆地，相当于今“洲”（洲为州的后起字）。然而，“州”并非纯粹的自然地理概念。许慎《说文解字》载：“水中可居者曰州，周绕其旁，从重川。”可见，“可居性”才是“州”的本质属性。远古时代的先民既要靠近水源又要防止水患，需要住在临水又地势高的地方，这样的地理环境就是“州”。先秦文献中常有“州人”“州邑”“州臣”等记载，可见“州”已是重要生存空间。不仅如此，州还指有秩序的生存状态。许慎曰：“州，畴也，各畴其土而生也。”人们生活在被有序分割的土地之中，塑造了“分土而居”的生活场景。王应电撰《周礼传》：“故凡界限而可居者，皆谓之州，非必海内之九州及州乡之州也。”由此，人们无时无刻不生活在由“州”组成的界限分明的可居之地。

　　“州”为传说中先民们躲避洪涝灾害的“求生之地”。在古史传说和考古发现中，“有夏之地”曾发生大规模的洪涝灾害。《尚书·尧典》中“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正是当时洪荒世界的深刻刻画。大地被洪水分割，出现“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孟子·滕文公下》）的局面。人们被迫放弃平地，迁往高地生活，形成了诸多的“州”。《说文解字》载：“昔尧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故曰九州”。“九州”即为人们的新生之地。从“可居”到“求生”，“州”体现了中国古人朴素的生存地理观。

　　“别地以州”

　　天下“九州”体系贯通古史。“分州”实际源于“大禹治水”。传说大禹“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浍距川”（《尚书·益稷》），历十三载以定九州。然而，最早关于禹的神话只有治水而无分州（顾颉刚《论〈今文尚书〉著作时代书》），至春秋时“九州”才与“禹迹”相提并论。《左传》引《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画为九州”，首次表明分州的思想。此后九州说被进一步推演，成为古史传说的重要内容。从时间来看，九州说自古有之，上可追溯至神农氏分管九州，下可追溯至夏商周三代的九州体系；从空间范围来看，九州经历了由大变小再变大的过程。《周礼注疏》曰：“自神农已上，有大九州，柱州、迎州、神州之等，至黄帝以来，德不及远，惟于神州之内分为九州。”经学家们以“德”为缘由，说明了九州空间范围演变的原因。战国时，邹衍又提出关于世界的“大九州说”，创制了更大的九州格局。

　　大一统背景下的九州由虚入实，为皇朝政治地理奠定了思想基础。九州最初为禹迹的代称，只是虚浮的观念，并没有明确的州域和州名，象征着夏王朝统治的国土。春秋时期，“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王权思想和“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霸权理念兴起，为大一统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战国时，各国攻伐，疆域逐渐扩大，“渐有统一之倾向，于是具体区划‘天下’之需求乃起”（童书业《中国疆域沿革略》）。九州的理想区划成为热议焦点。由于不同时代、不同作者对于不同方位地域的强调，出现了多种九州说，如《尚书·禹贡》《周礼·职方》《吕氏春秋·有始览》等皆有记载。其中《禹贡》之九州影响最大，被认为是“最适合最科学的一种”（周振鹤《中国历史上两种基本政治地理格局的分析》）。《禹贡》中定高山大川，辨州境，按照顺序分天下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并说明每州的土壤物产与贡赋情况，这成为王朝地理中的理想政治地理格局。《礼记·王制》云：“凡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千里。”“州”成为划分天下的基本单位。

　　“九州”观念也是中国人认识世界的重要视角。战国时期阴阳家邹衍根据“九州说”，推演出“大九州”的世界地理观。《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载：“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然而，“大九州说”在明朝以前被认为是“闳大而不经，文具而难施”（晁补之《鸡肋集》）的怪诞、荒唐之说。随着“西学东渐”和国人的“开眼看世界”，“大九州说”逐渐被重视，成为应对西方世界地理观的重要思想武器。（张杰《西学东渐视域下邹衍大九州说的评价、诠释与改造》）薛福成将五大洲的世界划分为九大洲；廖平更是吸收邹衍大九州学说，试图构建基于中国文化的世界观。

　　“分州”对治民安邦的价值不言而喻。《大戴礼记》曰：“昔者明主之治民有法，必别地以州之，分属而治之。”“九州制”曾一度让中国人深信不疑，被认为是我国行政区划思想的源头。秦汉以来的郡县制，也延续的是“画野分州”治万民的思想。

　　“体国经野”

　　“州制”是中国政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存续时间长且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元封五年，为治理日益广大的疆域，汉武帝取《尚书·禹贡》和《周礼·职方》中“九州”之名，置十三刺史部，习称“十三州”。“州制”终被用于地方行政治理实践。此时，刺史“传车周流，匪有定镇”（范晔《后汉书》），“州”尚属监察区。东汉中平五年，郡县两级制政区彻底转化为州郡县三级制。此后，州制历经三国、两晋、南北朝，一直存续至清朝。民国二年后已无“州”的制度，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在民族地区设立自治州，“州”才被重新启用。在中国两千五百多年的行政区划历史中，“州”存在约1800年，远超郡、府、道，仅次于县。相较于“县”的稳定，“州”的演变十分剧烈，有强烈的调适韧性。

　　首先，从政区层级来看。东汉末年，“州”地广位重。荀悦曾论：“今之州牧，号为万里，总郡国，威尊势重。”（《汉纪》）南北朝后期，政区体制臃肿，变动不居。州数量增长近20倍，“州如斗大”的情况已屡见不鲜。隋文帝时精简政区，废郡存州，“以州治人，名则因循，职事同于郡守，无复刺举之任”（杜佑《通典》）。金末元初，很多县被越级升格为州，出现了“州视县”的现象。同时，州的附郭县被逐渐取缔，知州直接管理亲辖地，成为亲民官，导致“州”在政区层级中的地位愈加模糊。这使得政区结构出现“体统乖而名实淆”（顾炎武《日知录》）的问题。清中期，属州制度被废，最终形成“直隶州视府”和“属州视县”的置州原则。“州”先后经历高层政区、统县政区与县级政区，这在政区演变中绝无仅有。其层级变动周期在500年左右，每次变动都伴随着置州数量的突变和幅员的快速下降。

　　其次，从政区幅员来看。高层政区的“州”幅员下降速度经历先慢后快的不同阶段，在南北朝后期，每州仅辖不足3县，有的甚至不辖郡。此时，州的析分模式主要以“州内分家”和“邻州切块”为主。统县政区下，州的幅员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若以秦岭—淮河一线为界，“州”经历了从北大南小到南大北小最后南北基本均衡的历程。从置州地域看，朝廷所设“正州”的地域分布从北多南少到南多北少，最终南北均衡。宣统三年，除今内蒙古、青藏地区外，其余省份皆有州的建置。

　　再次，从政区名称来看。元明清时期，“州”的命名原则由自然地理命名演变为人文地理命名为主；命名结构也由“单名州”转向为“双名州”。随着政区体制调整，有的州虽被升为路、府、厅等，但保留了原政区名称，出现“通名专名化”的情况。如元代庐州路、温州路，至明清时变为庐州府、温州府。这种命名方式客观上保持了地方历史的联通性，也保留地域文化的延续性。冀州、兖州、青州、扬州、广州等地名皆存在千年之久，是地方文化的体现。当下“撤县设市”和“撤县设区”中复活历史上的“州”作为专名，显然也有着历史传统的考量。

　　总而言之，“州”源于古人对生存空间的探索。九州的理想构建延续至今并未中断，是中华文明连续性的重要载体。现存历史上的“州”更是成为文化记忆的活化石。州制自出现以来始终因时而变。无论是“九州说”的演变，还是政区要素的变动，都是随着社会治理的需求而不断调整，体现了中华文明变通的创新精神。值得重视的是，“州”有着“大一统”的基因密码。“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代表天下一统的美好愿景，“神州大地”“华夏九州”等则成为中国的代称。唐宋以后的羁縻府州更是在促进多元文化的共存与融合、保障多民族统一的国家形成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时至今日，“州”的记忆仍是中华民族对共同文化根源的认同和自豪，也成为维护中华文明的空间根基与情感家园。

　　（作者：李家兴，系鲁东大学人文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