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2000余年前，秦始皇东巡琅琊台，刻石颂德、望海宣疆，留下了中国早期王朝经略海洋的珍贵印记。位于山东青岛的琅琊台遗址于今年4月入选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遗址串联起秦始皇东巡海疆、筑台立石、移民设郡等重要历史事件，既是秦汉帝国海疆观念与治理策略的体现，也折射出当时蓬勃发展的海洋意识与海洋战略，对我国当代经略海洋、向海图强具有深远启示意义。

　　遗存昭示的秦代国家工程

　　《史记》载秦始皇“南登琅邪，大乐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万户琅邪台下，复十二岁。作琅邪台，立石刻，颂秦德，明得意”。但史籍所载琅琊台究竟位于何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缺乏考古实证，也就没有史学定论。

　　2019年起，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考古工作者历时6年，累计发掘面积5500平方米，以大量出土遗存最终确认了遗址位置、性质与价值。

　　此次发掘不仅确认了秦始皇东巡筑台的地点，更证实此处是规模庞大的秦代国家工程，证据就藏在遗址的“瓦”“砖”等高等级建筑构件中。2022年出土的大型夔纹瓦当，是秦代极高等级建筑的标准器，被用于大型建筑正脊两端与4条斜脊端头，能够作为断代与定级的标准器型；2024年发现的龙纹踏步空心砖，专为宫殿等高等级建筑烧制，常铺设于君王御道，进一步佐证此处为帝王级建筑群落。随着考古推进，山顶高台“大台”、依海夯筑的较高平台“小台”、背山面海的山下建筑群“台西头”、烧造建材的窑址区“窑沟”等功能分区逐渐清晰，琅琊台遗址的恢弘气象愈发鲜明地呈现出来。

　　向海求索的丰富印记

　　琅琊台伴海而生，其兴建与功能始终与海洋密不可分。《山海经·海内东经》记载：“琅琊台在渤海间，琅琊之东。”

　　琅琊台最初为向海祈福而修筑。西周初年，齐国便有在此封祀“四时主”的习俗——四时主执掌四季更替，古人于琅琊台观海上日出、察潮汐涨落，记录时节、祈愿风调雨顺。秦始皇3次东巡都驻跸于此，与向海祭祀祈福密切相关。遗址山顶发掘的储水设施与排水系统，与已证实的秦代祭祀场配置完全吻合，印证了其祭祀功能。

　　琅琊台还是秦朝海疆观念初步形成的标志。石刻“事已大毕，乃临于海”，道出秦始皇认为疆域已定、统一大业基本完成，于是亲临海滨宣示之意；石刻中“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东有东海”的记载，明确将东海纳入秦王朝疆域，“有”字用得极有深意，这是中国古代文献中极为珍贵的海疆意识表述。

　　遗址周边还留存着大量先民向海求索的遗存与传说。《史记》记载，秦始皇在琅琊台之行末期启动徐福东渡。如今琅琊台南入海口处的“潮湾”，相传就是徐福东渡前造船之处，这是中国早期大规模、有组织航海活动的重要记录。附近宽阔达数十平方公里的海湾为琅琊古港所在地，出土文物中既有南方的陶瓷制品，也有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的多种器物，证明此地曾是海运贸易周转重地。

　　经略海洋的千年回响

　　结合考古成果与史料记载、物质遗存，琅琊台集中反映了中国古代向海求索的5种早期形态。

　　一是祈福。大海辽阔深邃，在古人心目中神秘而神圣，从齐国“四时主”祭祀到秦始皇3次东巡筑台拜海，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国家祭海体系，斋堂岛、沐官岛等遗存佐证了这一工程的精心组织。

　　二是拓疆。秦始皇对海洋极为重视，多次东巡临海，除琅琊台外还到过之罘、会稽、荣成等地，一方面宣示海洋主权、强化海疆管理，另一方面远眺大海、期待更多探索与开拓；遣徐福东渡，也不仅是为求仙长生，更含探路远洋的意味。

　　三是兴渔。捕鱼是沿海百姓生计的重要来源，到秦代时捕鱼工具与方法已比较多样有效，《史记》还记载了秦始皇射杀巨鱼的故事；琅琊台附近海域盛产海参、鲍鱼、红加吉鱼、海菜等，当地海祭祈丰的习俗已延续上千年。

　　四是海防。公元前485年，吴国趁齐国内乱派军乘船北上进攻琅琊，熟悉海况、长于水战的齐军据险防守，“齐人败之，吴师乃还”，这是我国史料记载的第一次海战，留下中国最早的海防记录。

　　五是船运。琅琊古港自周朝起便是齐国良港，先秦时期，沿海各港口发展船运、疏通贸易已较为普遍，到秦代更成为东方海运枢纽。

　　古代先民对海洋虽有未知，却始终秉持勇于迈向大海、积极探索未知的开拓精神。如今，琅琊台遗址周边聚集了中国海洋大学、中国科学院海洋所等科研机构，董家口港跻身世界领先深水良港，海洋贸易航线通达全球，海洋牧场海产品品种丰富、产量丰沛。这座2000多年前伫立海边的秦代高台，正遥望着、见证着、期盼着中国从向海求索到向海图强的历史跨越。（胡春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