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对“倒钩执法”现象的批评，韩寒再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最新一期《南都周刊》更以“公民韩寒”的标签对他进行专题报道，而文化人的公民精神，也就此成为话题。

　　文学前辈王蒙先生刚指出：“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马上有人给这句话下脚注。报道称，南京“天价烟风波”的主角周久耕已写就一部长达35万字的长篇官场小说。自此人间少了一个贪官，却多出一位“监狱作家”。

　　我怀疑，早在这位房产局局长蹲监牢前，就已经动了写小说的念头。无非平日公务繁忙，一边要搞腐败，一边还要反省人生，这对他来讲难度恐怕有点大。当然，现在能够码出35万字的东西，至少也是件体力活。

　　回过头来，如果王蒙先生那句话的意思，是说在中国从事文学的人数众多，这大概没什么错。但我们都知道，判断文学盛衰的指标，不能只统计从业人数，更不是拼体力活。文学不能不追求理想、人性和良知，以这个标准筛选，许多人毫无疑问将被清除出作家队伍。